聂隐娘，原是唐代裴铏所撰《传奇》小说集其中一篇的主人公。侯孝贤将其背景以及部分情节抽离出来，重新构建，于是有了这部《刺客聂隐娘》。

　　电影和原著区别很大。小说写得很细密，电影则是写意的，一枝横出，寥寥数笔，墨淡迹远。主人公的处事方式也两相迥异，小说中的聂隐娘积极主动地投身于政治斗争之中，其行藏方式更近似于蒲松龄笔下的狐仙；而电影则主要是凸显了她作为“刺客”的气质，整部片子的氛围，亦是围绕着这一气质来营造的。不过无论是原著或是电影，主人公聂隐娘与历史上大部分的刺客绝不相同。

　　士为知己者死。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刺客总是引此坚定其殉道的决心，然而他们与知己的地位并不平等。知己是施令者，因赏识其某部分的才能而将其收揽幕下。刺客是边缘化的人群，并没有合法的地位与身份。他们也许有傲骨，有才能，却成了用来出售的器具。当有人给出了合理的价钱，并以礼贤下士的姿态相待，他们的虚弱精神世界便轻易地得到了填补。

　　这个特殊群体的人，原是依附权贵而存在的，但司马迁看到了他们身上与众不同的光辉，在《刺客列传》中将其独立出来，特意立了传，刺客由此扬名。太史公感佩他们的刚烈忠义，然其笔墨又何其沉痛。专诸感公子姬光敬母之恩，聂政感严仲子赠金葬母之恩，豫让感智伯重用之恩，荆轲感燕太子丹知遇之恩，无不以死相许。公子们赠金赐银，再附上一些礼节，而刺客们却为此付出了包括生命、自由在内的所有一切。

　　刺客的遭遇自然是不幸的。然而，当澎湃的情绪平复下来，抛去那些慷慨与激昂，冷静地探索他们的生命线，会发现这一悲剧是更深层次的：作为他人的工具，无论生死，其生命意识自始至终都受到挟制。虽然自称为“士”，然则他们并不具备士人所代表的独立的思想品格与精神，因为其行为的出发点永远是“知己者”，却非“己知者”———他们没有为自己的存在主动选择价值导向的能力与权利，当知己换做了另一方，他们的刀剑也就转变了方向。真正与“士”相近的，其实是经由后人加工而成的侠客。

　　侠客与刺客，一字之差，色彩迥异。在既有的法律准则被破坏，不足以维护社会秩序的背景下，各个利益群体间的不断碰撞，催生了各式各样的手段。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有人成了侠客，有人成了刺客，凭借着自身高超的武艺惩恶除奸。只是刺客指定的恶，以施令者的利益为转移，施令者的对手便是他们的对手，一声令下，赴汤蹈火；而侠客认定的恶，是有碍社会正义公理的存在，很少掺杂个人的私怨。刺客是微贱的，粗暴的，冷峻阴沉，带着暗处的阴沉；而侠客却是贵族式的，精致而又洒脱磊落，带有浪漫主义色彩。

　　或者说，侠客，是刺客的理想化状态，可独立于社会规则之外，既有刺客的能力与使命，又能够遵从自我的内心而非他人的驱使，自由来去。“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幽并游侠儿，是有家国情怀的侠客；“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的侠客，正是获得了自由精神与独立品格的刺客。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超脱了渺小的个体，才可称得上是“士”，也才能称得上侠客，被文人墨客称颂。但侠客，毕竟只是一种极致的理想，现实中的刺客，依然一身缁衣。

　　回归到聂隐娘，她是幸运的。历史上的刺客，且不说行动失败后的身死形灭，即便侥幸成功，也难逃兔死狗烹的宿命。而聂隐娘却有独立思考与选择的空间，以自我的判断作为出手与否的依据，所以她能够打破了其他刺客的魔咒，最后飘然远引而去。这是刺客最好的结局。

　　然而到了后世，刺客也好，侠士也罢，披在他们身上的光环慢慢被解构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刻画了一个以“快意恩仇”之词来哄骗牟利的张大侠张铁臂，故作豪迈之态，故放豪壮之语，沽名钓誉，蝇营狗苟。没有生死以之的忠诚，没有引刀一快的壮烈，唯有可笑。

　　刺客，抑或是侠客，均是非常态社会下的产物，是于绝望处的想象与寄托，用以替代残缺的秩序与法律；当这层纸也被撕破，现实的丑陋与狰狞，已无处可藏。而当社会回归稳定，能给予人们足够的安全感，他们自会销声匿迹。

　　健全的社会，不需要刺客，也不需要侠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