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９月７日电　６日，中纪委转发河南省委的通报，新乡市委原书记李庆贵作为新乡市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对主体责任认识模糊、工作领导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对连续发生的３名厅级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并免去领导职务。

　　今年７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落实从严治党责任不力等５种新增问责情形和政治上不守规矩等１０种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的情形，要被问责或组织调整。让优者上劣者下的“尚方宝剑”，如何给力从严治党，激发干部活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执政团队？带着这些问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部分先行探索的基层进行了走访。

　　撼动谁的乌纱？

　　总人口１１万的陕西省宜川县，过去一年间调整处理不胜任现职的科级干部２３人，其中１４人被免职。这在当地干部中引起震动。

　　够不上违纪，没出过大错，但在现任岗位上还不“够格”。这是不少被“下”干部的一大共同点。他们“下”的依据，是去年７月县里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制定的《调整不胜任现职科级领导干部暂行办法》。文件列举１８种“不胜任现职”情形，大多与八项规定、反对“四风”有关。

　　从严治党，必先从严治吏。党的十八大以来，浙江、安徽、陕西、贵州、甘肃等地加速探索干部能上能下。专家分析，近年来一些地方“老实人吃亏，老好人吃香”，人浮于事，一大根源是不该“上”的上去了，该“下”的下不来。应该从制度上打通干部能上能下的血脉循环。

　　“召回”，是贵州省黔西南州干部对“能下”的形象说法，全名是“不胜任现职干部召回管理制”。从２０１４年９月起，当地不胜任现职干部，首次被提醒、培训，考核仍不称职就要被调岗、降职、免职乃至解聘。

　　黔西南州列举的庸懒散软情形多达３０种，概括起来是“四条线”：“党纪党规线”“工作能力线”“生活作风线”和“伦理道德线”。

　　一年来全州“召回”１９７３名干部，占干部总数的２．７％，其中县处级５６人，被“下”的２１７人。后者主要是五类人：不想干的、不会干的、人岗不适的、闹不团结的和违规违纪的。今年全州还加大了对县处级干部的“召回”力度。其中，兴仁县的一名乡镇干部刘某，去年因自由散漫、工作拖沓懒作为被“召回”培训、调岗，之后依然旷班不上，又被待岗两个月依然如故。今年４月他被开除公职。

　　让干部“下而能服”？

　　干部能上能下原则明确：真正让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但实际操作又不简单：尺子谁来拿？准绳如何定？怎样端平一碗水？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０后”小陈从甘肃省通渭县一个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类干部，到一个乡走马上任副乡长。又过了两年，她被免职调回原单位，重干老本行。想通之后，她认为这并不“丢人”，从人岗不适到人岗相适，自我定位更加清晰了。

　　实际上，新出台的《规定》明确，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须经考察核实、提出调整建议、组织决定、谈话、履行任免程序等五大“关口”，干部有权申请复核或申诉，“复出”也有严格条件限制。各地还“须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而从多地探索看，凡是能上能下顺畅的，无一不是细化规则、力求公平。干部能上能下也产生“鲶鱼效应”，反过来推动干部监督方式改革，干部评价也更注重在政绩中体现政德的含量。

　　黔西南州“召回”干部无一人申诉、复核。他们对干部履职情况日建台账、月度考评、季度约谈、年度考核。同时，“州官”对“县官”“县官”对“乡官”无记名综合打分。“有意不作为”的兴仁县乡镇干部刘某，就是当地先后根据日常考核，历经“召回”、转岗、待岗三个阶段，最终被决定开除公职的。

　　知耻而后勇

　　年届五十的老凌，在今年１月之前，还是黔西南州安龙县一个乡的乡长，因为工作“推、拖、甩”，被县里“召回”培训一个月，又到另一个镇担任副职。这个镇给部分群众承诺的扶贫项目没有兑现，干群关系有点“恼火”。老凌接手后加班加点，上任不到５个月，协调落实７００多万元资金，基本兑现了承诺。

　　“过去我觉得自己年龄大了，在县里干到正科级，也没什么发展前途了。”他说，“现在危机感很强，得抓紧干。”

　　专家表示，让那些为官不正、为官不为的领导干部“下”，也会为一批政德好、能干事的干部腾出施展的空间，最终激发“关键少数”和广大干部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

　　曾几何时，恋栈贫困帽是扶贫工作中一种不正常现象。而在甘肃，扶贫攻坚能者上、庸者下，领导干部比减贫实效、群众增收的氛围日益浓厚。

　　甘肃省定西市委研究室主任张全有说：“能上能下应是常态，不是贬黜。干部应因‘下’知耻，知耻而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