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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09月29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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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离不开熟悉的土壤

———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生命册》

  傅晓慧

  和那些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行文走字的作家不同,李佩甫一直坚信,作家只有书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才有可能挖掘出深层次的文学内涵。

  河南作家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收官之作《生命册》获得了第九届茅盾文学奖。由《羊的门》《城的灯》《生命册》这三部长篇小说共同构成的“平原三部曲”是李佩甫的代表作,前两部面世时就给读者惊才绝艳之感,而到了《生命册》,这一系列小说终于修成正果,实至名归。

  《生命册》是一部用第一人称独白方式写就的平原记忆,也是书中主人公“我”的成长史和心灵史。作者将20世纪后半期城乡民众的游离和转变作为了小说的主要线索,反映出形形色色的人物在时代变革面前做出的不同选择。他们有的坚守,有的迷失,还有的懵里懵懂,不知所措。在李佩甫笔下,城市和农村,历史和现实,理想和欲望交错融合。吃百家饭长大的“我”尽管走出农村,来到了城市,但依然无法将深入骨髓的乡土情怀褪脱干净。城市里的种种崭新价值观一次次地考验着“我”的品行和判断。

  和那些依靠天马行空的想象来行文走字的作家不同,李佩甫一直坚信,作家只有书写自己最熟悉的题材才有可能挖掘出深层次的文学内涵。他说过:美国作家福克纳一生都在写他家乡那块“邮票大”的地方;土耳其作家奥罕·帕慕克也通过写故乡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我们的写作离不开熟悉的土壤,只有试图书写自己熟悉的领地,才能游刃有余。

  李佩甫的家乡在河南许昌,位于豫中平原。“在《生命册》里面,我将自己对于平原的所有认识都砸了进去。”如此,小说《生命册》中才会渗透了浓郁的乡愁和乡情。即便主人公“我”从故事一开始就走进了日益商业化、现代化的城市,可他已然感受到了自身和城市之间的隔阂和尴尬———来自家乡无梁村的父老乡亲各种请托帮办的要求把他折磨得焦头烂额。他既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愧疚万分,又希望能彻底避开无休无止的纠缠,开始全新的生活。终于,“我”辞掉大学讲师的工作,“下海”去了北京。经历了漂泊中的几轮挣扎,“我”和头脑灵活的兄弟“骆驼”成为一家上市医药公司的负责人。因为小说有一定的篇幅用以记叙外号“骆驼”的商人骆国栋的商场鏖战,所以有读者将《生命册》归类到了时下流行的“商场小说”当中,这无疑是南辕北辙了。李佩甫先生自己也很快否定了这一点,他觉得“归结为什么什么小说,没意义,我写的是生活,生活包含着一切内容。”

  生活的内容来自于成长的经历,刻骨铭心的平原记忆是成就《生命册》的最大动因。小说中很多人物的生活是从平原起步的。比如“我”,是个孤儿,但绝对不孤独,因为“身后有着6000亩地和3000双眼睛”,所以他看待这个社会的眼光其实是一个平原人的眼光。其性格中的低调、内敛、冷静、自省也是平原土地所赐予的。“我”一直就在用深邃的目光努力发现着周围人物凄离命运背后那深刻而悲情的肇因。为什么他们明明是希望能过上更好的生活,结果反而一个个走向了堕落和失败:率直机敏的“骆驼”变得贪婪糊涂,听不进逆耳忠言;聪明好强、心灵手巧的梁五方成了到处敲诈勒索的流氓;博雅有才的老师杜秋月原本是多么谦逊温和的人,可一旦发现自己的生存状态有了好转,竟变得那样无情无义、诡计多端;而素来“爱惜羽毛”的范家福,无论为官、做人近乎无懈可击,偏偏也会在不经意间陷入权力和金钱的漩涡;就连“我”心目中的女神梅村,同样在追求真爱的路途上志向消磨,情怀萎靡。是物质的丰裕诱导他们走向歧途吗?不是,“我”发现,真正的答案隐藏于他们从未改观的精神贫乏和空虚状态之中……

  《生命册》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毋庸置疑,不过,它依然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通篇看下来,最精彩的部分是作者对豫中平原风土人情的细描细绘,但当笔触转到都市内容这一块时,作者的书写实力明显与先前的不太对称。而且对“我”这个人物的塑造,远没有“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平原农民来得生动立体,至于“骆驼”则更像是人们在酒席饭桌上谈论的一个土豪形象,小说对此人知识分子背景的挖掘和体现尚不够深。以上种种,也许李佩甫先生有着自己独特的创作考虑吧,读者也可以将它们想象成是作者的一种刻意藏拙。不光《生命册》,整个“平原三部曲”皆值得我们细细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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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