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昉

　　最近，《宁波日报》连续刊发了几则关于“慢”的新闻：

　　启动“慢交通”。我市将在年底前推出首批慢行示范道路，梳理１０条沿路步行道和自行车道空间；已建成公共自行车网点８４５个，投放公共自行车２１０００辆。宁波人已骑着公共自行车行驶了１．９亿公里，节约汽油１．１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３．６万吨。

　　打造“慢生活”。东部新城市民广场建成开放，占地１４．６万平方米，其中水域面积９．６万平方米，沿湖设置了５米宽的慢行步道。

　　重视“慢变量”。改革进入“深水区”，将更加注重“慢变量”。“快变量”是那些直接的、见效快的改革，而“慢变量”是那些深层次的、需要一个培育和成长过程的改革。

　　城市“慢交通”，我是很期待的，因为我喜欢步行。一般几里路程，我会选择走路，经常享受徒步去接外孙放学的快乐。自然，我也会去市民广场，感受慢行其中的乐趣。有人称：“无车是幸福”，如今城市确实被小汽车“绑架”了，不但成本高，速度优势也受制约。步行和骑车比较原生态，无排放，低成本，加之体验性和舒适性俱佳的慢行道路环境，应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慢生活”倡导者之一卡尔·霍诺认为，“慢生活”是一种生活态度，不是支持懒惰，不是拖延时间，而是为处于快节奏的都市人群找到一种物质与精神的平衡点。在锐意进取的同时，懂得放慢脚步，更加适应急剧变革的时代。其实，“慢”的理念，最早发轫自老庄哲学，主张闲适与优游，是生命充溢宇宙，是无穷突破有限。

　　“慢生活”还是对生活姿态的一种哲学思考。“快”的诉求使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但在快的节奏中也产生了种种价值错位：文化是快餐的，爱情是速配的，交通是拥堵的。在快的节奏中，我们的心灵往往有所缺失。在快的诉求中，我们往往忽略了生活本身。有一句话说得好：“别走得那么快，等一等落下的灵魂。”

　　不仅生活本身，在改革等许多领域，“慢”也是不可或缺的。在慢的思绪中，事物的真相才逐渐变得清晰，我们的判断决策才可以更准确。一个企业的转型可以短时间内完成，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则需假以时日。统一城乡户口可以很快，但要让农民市民化就需要一个过程。我认为，“慢生活”特别适合于创造性劳动，创新的思维往往在漫无边际的交流中萌发。对于创造性劳动来说，深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速度。在许多情形下，“慢”就是另一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