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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04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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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囧”片的类型化之路

  

  汤丹文

  “应对”国庆期间国人出游“堵车”“堵心”的“人在囧途”,徐峥的电影《港囧》适时强档推出。毫无意外地,它又将占据票房的高点,一开映甚至到了“一票难求”的地步。

  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对于这部片子呈现多面的评价:反对者说,太没意思了,“剧情只是通过一些低俗的、暧昧的东西来吸引人眼球。唯一的亮点就是那几首经典老歌了。”中性的则称,对于国产片来说,“叙事逻辑清晰,故事线索完整,人物设定合理,还算不错。”赞赏有加的认为,《港囧》的故事不仅是徐峥扮演的内衣设计师去见初恋女友一路上发生的窘迫之事,更是对梦想与现实之间人生窘境的描述,“笑点很多,甚至能让你笑中带泪。”

  这几天,网上围绕《港囧》的话题一直没有消停过。比如称颂徐峥的商业头脑:《港囧》一片徐峥不仅拿了导演费演出费,而且通过卖掉票房的预期收益,再参股收购票房的公司而“赚翻天”,成了商业上的大赢家;而更有人指责徐峥的“囧”系列电影涉嫌抄裘,与多部好莱坞电影在“主题、情节和人物设置上有相似之处”。但《港囧》编剧束焕的回答也是“风淡云清”:创作时的确借鉴过好莱坞电影,但是本土化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原创”。

  的确,徐峥的电影从一开始走的就是好莱坞类型片的套路。与好莱坞的“公路片”类似,徐峥创造出了中国特色的“行旅片”,无论是《人在囧途》还是《泰囧》《港囧》或者《心花路放》,电影叙事总是在主人公行进或旅行的过程中“笑料百出”。人物设置上,这些主人公尽管在身份上或许可以是富有的设计师或公司的CEO,但在心灵上,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微不足道、有难言之隐甚至有点猥琐的,堪称“小人物”。但这些主角有更小的”小人物“的陪衬,像《泰囧》中摊大饼的王宝强,而《港囧》中是无所事事以拍纪录片为梦想的包贝尔。

  所以,徐峥的电影中充满了小人物式的自嘲,对自己,对社会,对必须面对的人生窘境。自嘲在笑料中“行进”,这就迎合了现代都市的人们,特别是一些“白领”对高速运转社会宣泄紧张情绪的需求。但徐峥又是聪明的,他的影片结局总是美好的:小到像王宝强见着范冰冰的个人意愿满足,大到主人公对欲望或梦想的释怀,最后无不例外地是回归家庭温情。这徐铮式的“最后一分钟”正能量的营救,让徐峥的电影在“小坏”的底色上有了些许温暖的色彩。

  这些情节、结构上的雷同,恰恰是好莱坞商业类型片的特点。类型片创作过程可以说是一种重复、模仿、复制和批量生产的过程。某种意义上而言,徐峥创作的电影不是艺术品,而是一种产品。徐峥创作之路上固定模式的确定,的确能够提高制作效率,降低制作成本,并在取得市场高票房上屡试不爽。

  在接受东方卫视《金星秀》采访时,徐峥并不讳言自己如郭敬明、张一白一样是一位电影的“产品经理”。在他的心目中,此类产品经理清晰地知道所拍电影的目标观众是谁,并懂得如何与之互动。产品经理通晓产品体验的重要,也不排斥粉丝经济的效应。所以奇怪的是,作为资深电影人的徐峥对初出茅庐的郭敬明赞赏有加———因为“小四”能在创作一本书的基础上,拍成4部系列电影《小时代》,最后还搞成舞台剧。虽然电影是烂片,但把“产业链”做到了极致。

  既然徐峥把自己定位于一名电影产品经理,“评论家”自然不必对徐峥电影艺术性有所苛求了。我们倒是在徐峥的所有电影里体会到了产品设计和商业定位的精到。比如,徐峥的电影绝大多数呈现城市或地域的形象宣传色彩,像《心花路放》让人深度了解了云南大理,这次《港囧》自不必多言。《泰囧》使中国人游泰国大热,为此徐峥还受到了当时泰国总理英拉的接见。《港囧》中的产品广告植入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解构徐峥“囧”片的类型模式,并不表明笔者对这类电影的喜好。对徐峥而言,这种类型片的复制模式能持续多久?即使票房创下新高,但观众对“囧”片的热度肯定会下降。笔者所赞同的是,徐峥对电影制作的理解:“中国电影不仅需要明星,更需要好的编剧、导演和制作人。”当然,也需要好的电影产品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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