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醒鲁端详着姐姐应唯鲁的照片泪眼婆娑（汤丹文 摄）

《晋察冀日报》报人后代在烈士忠魂碑前（汤丹文 摄）

应唯鲁像

寻找的书信

　　记者 汤丹文

　　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４日，河北阜平县革命烈士陵园。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７０周年之际，２０多位《晋察冀日报》新闻老战士的后人齐聚于此，祭祀牺牲的报社烈士。

　　在报社烈士忠魂碑上，排在首位的应唯鲁（原名沈鞠如，又名尹唯鲁）是宁波人。作为唯一的一名女性，她是《晋察冀日报》最早蒙难的烈士。

　　日前，记者辗转河北、北京、杭州等地，试图还原这位鲜为人知、却不能忘却的年轻抗战记者的短暂而又灿烂的一生。而穿越７０多年，家人、战友的无尽思念和不懈寻找，也让记者感叹不已。

　　从娇小姐到勇敢的战地记者

　　“姐姐，抗战胜利都７０年了，您什么时候能魂归故里啊？”２０１５年８月３０日，９２岁的老人沈醒鲁，端详着姐姐应唯鲁的照片泪眼婆娑。

　　应唯鲁，出生在宁波一个富足之家。沈家的成年男人们在上海经商，沈父在上海开设的“新得茂”商号是当时沪上殡葬业的翘楚。而沈家的女眷们则待在老家宁波，当时闹市灵桥附近的沈宅，前后二进二层，是那里最大的民宅。

　　应唯鲁上面有二个哥哥一个姐姐，因为姐姐早已出嫁，所以，在母亲心中，这位身边的“二小姐”最让她疼爱，也最娇气。“小时候姐姐走路是一字步的，就像现在模特走台步，非常爱干净，她在二楼的房间，我们弟弟妹妹从来不让进的。”沈醒鲁这样回忆道。

　　经当时甬上著名工商人士沈曼卿的介绍，应唯鲁入学甬江女中。甬江女中是中国第一所女子中学，里面有很多进步师生，也有中共地下党员，在那里，应唯鲁接受了革命最初的启蒙。

　　应唯鲁的中学时代正值日寇不断蚕食中国华北、而中国人民抗日热情日益高涨之机。当时的应唯鲁爱国救亡之心澎湃，更兼有少女的敏感。沈醒鲁的记忆中，有时，姐姐看了一会书后，会在屋里莫名其妙地哭起来，弄得大家不知所措。一段时间，她从学校回家，会情绪激昂地教弟弟妹妹唱一些诸如《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渐渐地，在妹妹眼中，这个“二小姐”变得风风火火起来。

　　家人们不知道的是，当时的应唯鲁已经成为宁波抗日救国会的骨干，也加入了中共的外围组织读书会。在甬江女中的校史中这样写道：抗战初期，甬江女中的师生为东北义勇军筹措了上百张的棉被，八一三淞沪抗战后，更是为前方的将士买布制衣，而此时“龚春惠（蕙）、沈鞠如等同学日夜奔走，为之操劳”。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爆发。此时，应唯鲁再也坐不住了。当时，在宁波的一些进步青年，打算成立战时流动宣传队，北上宣传抗日。那时已在学校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应唯鲁就向家里提出要去参加。父母怎舍得在兵荒马乱的时候让一个少女远行？在应唯鲁的坚持下，并得到女儿到了南京就回家的承诺后，家里人无奈地同意了她的请求。

　　其实，那时的应唯鲁已经打定了主意要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在沈家帮佣的远房姑妈生前曾这样回忆道，当时，二小姐找到她，动员她也一同前往。“我不识字能做什么呢？”“去了就会有事情做的。”应唯鲁这样回答。

　　宣传队成员林形如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回忆起这个在当时影响较大的宁波进步青年投奔延安的壮举。“当时，我们以旅行演剧形式，自费北上宣传抗日，其实是奔向革命圣地延安。”

　　１９３７年９月３日，宁波战时流动宣传队在余姚马家路村成立，成员有１５人，其中３位是女性。应唯鲁和甬江女中同学龚春蕙结伴而行。宣传队中人才济济，担任宣传队队长并负责歌咏的王莘后来成了著名的曲作家。新中国经典歌曲《歌唱祖国》就是他的代表作。

　　出发后，宣传队从余姚、杭州溯运河北上，后又改乘火车，一路演出抗日救亡戏剧、歌曲，像《放下你的鞭子》《张家店》《东北之家》《义勇军进行曲》《五月的鲜花》等。途中风餐露宿，扒过煤车，历尽艰辛，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到达西安。

　　在西安浙江会馆小住时，宣传队有人提议考虑到以后争取回浙东参加抗日，去延安前最好大家把姓名改—改，这就引起了一阵改名热潮。于是，王辛耕改为“王莘”，龚春蕙改为“陈岩”。当时的沈鞠如最爱读鲁迅的文章，最喜欢这暗夜中的呐喊，所以随母姓改为“应唯鲁”。

　　当时进步青年到达延安后，要进行培训、学习，由于应唯鲁是中共党员，所以进了抗日军政大学四期深造。那么应唯鲁后来是怎样去了当时华北抗日最前线的晋察冀边区呢？

　　曾任《抗敌报》编辑的新闻老战士周明曾这样回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晋察冀北方分局，由彭真、聂荣臻总负责。当时由刘仁率领延安的一批干部到达蛟潭庄，“带来的干部，分配到报社的有四个，有两个女干部是延安党训班的，一个叫梅洛，一个叫应唯鲁，都是记者。” 

　　应唯鲁的记者生涯主要在《抗敌报》近两年的时间里。《抗敌报》是《晋察冀日报》的前身，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１日创刊。１９３９年５月１４日晋察冀通讯社成立，应唯鲁也是通讯社的记者。

　　１９３９年４月４日《抗敌报》登载了应唯鲁的通讯作品《选举乡长大会》。这是一篇抗日根据地民主选举乡长的现场见闻，字里行间透着女性特有的细腻。后来，与她一起来边区的梅洛回忆道，她与应唯鲁是１９３９年３月来到《抗敌报》，起先她们被分配抄写记录外电新闻，但由于收音机一直没有运来，她们就去报社驻地的村里做群众工作，主要是教妇女识字并教妇女、儿童唱抗日歌曲。不久，边区的春季选举开始。时任《抗敌报》的社长邓拓派她们两人去采访，指定每人写一篇报道。应唯鲁的报道成稿后第二天就登了出来。当时，邓拓还语重心长地对她们说：“记者应该多看、多写，积累资料，提高写作水平。”

　　１９３９年４月，电影明星陈波儿率大后方妇女儿童考察团来到边区，住在晋察冀报社，应唯鲁全程陪同。

　　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中，应唯鲁与家里的唯一联系就是书信往来。这些寄自阜平、涞水、灵寿等地的信件不多，且信中闭口不谈自己的境况，只有向家里的问安和依稀流露出的思乡之情。

　　沈醒鲁担当了给不识字的母亲念信的角色。让她印象深刻的有两封信，一封叫家里买一支钢笔，送到上海的某个地址带给某人；一封说自己得了疥疮，叫家里人寄点药过去。沈醒鲁记得，前一封信收到后，阔绰的父亲买了一支派克钢笔，让店里的伙计送去。没想伙计到了这个地方，却查无此人。而后一封信更让沈醒鲁纳闷，一向爱干净、甚至有点洁癖的二姐，会得上这样的病？

　　的确，当年已到上海生活的沈醒鲁，无法想象千里之外太行山上姐姐的艰苦、困顿。如果说战地记者以笔为“武器”，但这个“武器”在当时却是那么的珍贵和稀少。在回忆文章中，笔者不时看到这样的描述：“记者的蘸水笔是用钢笔尖捆上木棍做成的，墨水是把紫色的养料放在玻璃中……写稿用的纸是粉连纸，又薄又脆，只有一面光。有时连这种纸也没有，只得用黄毛边纸麻纸。”

　　《抗敌报》一边出报，一边还要跟扫荡的鬼子、伪军游击、周旋。为了保密，报社对外称“晋察冀游击支队”，报社领导都配发了手枪，而普通记者编辑配备了两颗手榴弹，一颗掷向敌人，一颗留给自己。就在这种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二小姐”应唯鲁迅速地成长起来了。

　　四明之花凋落在太行山上

　　由于工作踏实，善于做群众工作，不久，应唯鲁被报社派往涞水县工作。专门研究晋察冀日报报史的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告诉记者，当时的报社记者除了采写稿件外，还要做大量的行政和群众工作。那时，应唯鲁来到了涞水县委宣传部，主要负责办支部党报。

　　涞水县位于晋察冀边区的平西（北平西部）游击区，这里穷山恶水，老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也是敌后抗战的最前线。１９４０年１２月，涞水县工委派应唯鲁和２９岁女干部耿田来到涞水三区（今大河南乡）了解扩军征兵工作开展情况。

　　当时，侵华日军正在对平西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为破坏八路军的扩军计划，敌人利用涞水的汉奸地主，扩大、渲染征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激起暴乱。由于当时涞水县政府是在汤各庄，这起事变也被称作“汤各庄事变”。

　　应唯鲁和耿田是最早发现事变征兆的。当时她们俩人去新兵集中地棋盘地村调查扩军工作，走到香峰岩村时，在与村妇救会主任的交谈中得知：三区为完成扩军工作，竟想出让地主出钱雇人当兵的办法。

　　而随后几天里棋盘地等村发生的事情更印证了“要出事”的怀疑。一是北山根独石村一户人家，老头、儿媳妇和两个孩子四口人被杀，而这个老头的儿子正是志愿参军的模范，前几天刚入伍。听到这一消息后，应唯鲁和耿田会同三区的区委书记和区长一起来到凶案现场。史料《平西儿女传》中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当时去的有几个人磨磨蹭蹭往后躲，大胆勇敢的应唯鲁一脚踢开了门。”勘验现场后，大家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第四天，应唯鲁和耿田在上便所时听到隔壁两个男人的对话。一个问：“你去不去？”另一个答：“我不去，去了还得照样受”（事后知道指砸了县政府还得下地干活）。而过了一会儿，有人来送信：“日本人从大庙据点出发了，朝独石村方向走来了。香峰岩的日本兵也向黄花口方向出动了。”

　　情况万分紧急，三区扩军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必须赶快到县委汇报，及早采取措施把新兵拉走。应唯

　　鲁与耿田商量后决定马上下山。那时的应唯鲁因为营养不良患有眼疾，太阳一下山就看不清山路，于是就留在了黄花口村，而耿田趁着夜色赶回县里汇报。

　　但不幸的是，汤各庄事变还是在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６日的夜半发生了。那晚，暴乱分子首先在棋盘地村发难，接着砸了汤各庄的县政府，当地一些军政干部惨遭杀害。当时，留在黄花口村的应唯鲁开完村干扩军会议后，到一户农户家教几名妇女唱抗日救国歌曲《二十四糊涂》。以无赖地主李金忠为首的匪徒将屋子团团围住。这些厚颜无耻的家伙进屋后对应唯鲁百般调戏、恫吓。一个说：“别干这个了，跟我走吧，做我的小老婆吧。”

　　匪徒们原以为应唯鲁这个娇小女子会大惊失色。但此时的应唯鲁却强压怒火，平静地给他们讲道理：“扩军工作有什么不妥，你们可以提出来，一切都是为了抗日。”应唯鲁越是平静，匪徒们越是又恨又怕。其中一个匪徒叫嚣道：“砸死她算了，留下也是祸害，叫她再扩军……”

　　于是，这些匪徒气急败坏地连推带拖，把应唯鲁带到黄花口村外的一条叫苗儿峪的山沟里。在惨无人道地百般凌辱后，他们用乱石活活地砸死了应唯鲁！

　　70年隔不断的骨肉情战友爱

　　应唯鲁的牺牲是惨烈的。不久，沈家人收到了寄自河北阜平的一封来信，来信人署名“罗夫”。在这封信中，罗夫以曲折隐晦的笔法告知了应唯鲁已经离世的消息，

　　“当时我们一家人都觉得二姐是得了什么病走的，但这个消息还是让家里人悲痛异常，二个月后，得了肺病的妈妈受不了这个打击也走了。”沈醒鲁回忆道。

　　沈醒鲁对“罗夫”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应唯鲁寄给家里的一封书信里曾夹带着一位英俊男子的照片，那就是罗夫。应唯鲁对罗夫的情况没提多少，但妹妹知道这帅小伙肯定就是姐姐心仪的恋人。

　　罗夫，又名萧朴石，江苏宿迁人，中共党员。１９３７年参加抗日救亡活动，１９３８年夏到延安抗大学习，同年底到冀察冀边区，曾任晋察冀日报（通讯社）编辑科长。罗夫人长得英俊，文才也好。抗战后期八路军攻克张家口后，罗夫还担任过华北联合大学新闻系的副主任。郎才女貌加之相似的经历，自然让一对年轻人在烽火岁月里擦出浪漫的火花。

　　应唯鲁与罗夫深深相爱，这在当时的《晋察冀日报》已不是秘密。老报人雷行曾回忆道，１９４１年开春，边区领导人姚依林前往平西抗日根据地视察并处理汤各庄事变后续，他随同采访。出发前，罗夫特意找到他，嘱咐他打听应唯鲁牺牲的具体情况以便可能时给她立碑作纪念，日后也容易辨认、凭吊。

　　应唯鲁牺牲后，罗夫一直与沈醒鲁保持着书信往来。沈醒鲁与应唯鲁两姐妹感情最好，沈醒鲁受姐姐影响最深。她的名字也是得知姐姐改名后让家里的账房先生改的。罗夫也特别关心这个应唯鲁的妹妹，经常问她看什么书，字里行间透着不一般的关心。

　　沈醒鲁告诉记者，那时罗夫问她在看什么书，她回答说，在看巴金的《家》《春》《秋》。“现在想想，那时的罗夫或许也是想让我出去参加革命。”可惜的是，这些信连同应唯鲁的家书在上海临解放前的白色恐怖中，被父亲烧掉了。

　　沈醒鲁与罗夫的书信往来在１９４８年的某一天戛然而止，１９４８年８月，罗夫在《人民日报》的一次行军途中与敌军遭遇，不幸牺牲，年仅２８岁。沈家人与应唯鲁的仅有一点关联也失去了，这一断就是６０多年。

　　解放后，沈家就开始寻找应唯鲁下落。１９５０年，宁波的《甬江日报》刊登了政府寻找烈士亲属的启事。沈曼卿看到后，就告诉了在上海的应唯鲁的父亲沈泗水。当时，沈泗水给南京的华东军政委员会（第三野战军）写信找人，但因为提供的相关信息不多，寻找未果。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沈泗水去世。接下来的“文革”中，沈家人也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而历经磨难。但每次沈家兄妹回宁波老家给父母扫墓，都要给黄泉之下的父母说：“爸爸、妈妈，姐姐还是没有找到！”

　　一晃到了２０１０年元旦，上海一位８０岁的老人，晚饭后和孙儿们闲聊，说起自己有一个姐姐，抗战中奔赴延安，又到了河北，后来病故了，估计永远也找不到了。这位老人就是应唯鲁的大弟沈天一。

　　上初中的孙儿说：“爷爷，我上网搜搜，也许能找到呢。”孙儿先在电脑里输入了一个名字：应唯鲁。没有结果。又加上“烈士”两字，还是没结果。爷爷说，最后姐姐的家书来自河北。又加上了“河北”两字。随着回车键的按下，在河北遵化的网站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烈士名单，其中就有应唯鲁。

　　当时全家沸腾了，老人马上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知了在杭州的沈醒鲁。但应唯鲁牺牲何处，又葬在哪里，还是一个谜。这寻找的任务就落在沈醒鲁的儿子徐浩行的肩上。

　　不独是应唯鲁的家人们在挂念、寻找，战友们也没有忘记她。

　　２００５年北京夏日的一个闷热桑拿天，已９６岁的原《晋察冀日报》副总编、中联部原副部长张致祥和８２岁的夫人伊之来到北京日报《新闻与写作》编辑部，将一沓稿纸交到编辑部主编手里。这是一份《晋察冀日报》牺牲烈士的名单，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应唯鲁。

　　北京日报资深编辑王卫国告诉记者，在战争时期办报的十余年间，《晋察冀日报》牺牲了５９位同志，当时有４７位的亲属没有找到。老人就是想通过媒体寻找烈士家属，以了却晚年的一个心愿。“当时我采写了通讯《为了老战士的嘱托 寻找新闻烈士的亲属》，编辑部不仅公布了所有新闻烈士的名单，还特意开设了寻亲热线。”

　　也就是这篇网上搜索而来的通讯，让徐浩行找到了“组织”———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由《晋察冀日报》的老报人和他们的后代以及关注这段历史的媒体人和高校老师等组成。徐浩行从他们口中得知了应唯鲁的英雄事迹。但由于应唯鲁是报社外派工作的过程中牺牲的，研究会的人也不知道她的墓地到底在哪里。更由于行政区划的变更，涞水一部分地方划归了张家口的涿鹿县，一些档案在交接过程中遗失，让寻找更加艰难。在查了许多资料，打了无数次电话，正当徐浩行想要放弃之时，来自平西抗日烈士纪念馆的回复使一切柳暗花明：“你们找的是应唯鲁烈士吗？我们这里有她的纪念碑。”

　　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在得知应唯鲁下落的十天后，徐浩行代表家人踏上了祭扫应唯鲁的北上之路。在北京与邓拓的女儿、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副会长邓小岚、王卫国等汇合后，他们驱车几百公里来到涿鹿县大河南乡。听说应唯鲁烈士的亲属来了，县乡领导特地到县界迎候；得到消息的乡亲们带来了花圈，还根据当地的风俗，放起爆竹，以唤醒地下的英灵。

　　在坟头，徐浩行磕了三个响头，语声哽咽：“二姨妈，对不起，这么多年没来看您，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啊！”他还用手机拨通了远在杭州的母亲的电话，“妈，我就在二嬷嬷的墓前，你和二嬷嬷说说话吧！她听得到的……”

　　在应唯鲁牺牲的苗儿峪，徐浩行得知这里已被当地政府改名为烈士沟。最后，徐浩行在乱石嶙峋的山沟里取了一捧土，带回并撒到了宁波沈家的祖坟上，以了却应唯鲁父母对女儿无尽的思念。

　　“这土里，有我二嬷嬷的鲜血！”当徐浩行一行走出苗儿峪时，积雪未融的山上已是残阳如血。

　　后记

　　２０１５年８月，在接受采访时，沈醒鲁还向记者表达了两个未了的心愿：那就是为应唯鲁争得烈士的政府证明并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为应唯鲁迁墓。

　　徐浩行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在上海、杭州、宁波等地为取得烈士证明而奔走，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

　　“我们去办烈士证明，并不是想要什么抚恤，我们觉得这是为国捐躯的应唯鲁应得的荣誉。”

　　至今，９２岁的沈醒鲁仍不知道姐姐真正的死因。徐浩行告诉记者，为让老人不受刺激，家里人只是告诉沈醒鲁，应唯鲁是在被日本兵追击时坠崖而亡的。

　　“母亲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能让姐姐魂归故里。”

　　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宁波女学生应唯鲁为抗日奔赴延安。这位最终战斗在太行山上、以笔作枪的四明优秀女儿，生命的年轮定格在短短的２２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