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歌唱家应尚能

大提琴家张贞黻

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的朱工一

中国钢琴界的领军人物周广仁

钢琴界元老吴乐懿

     周燕波/文

　　１０月１１日，宁波籍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教育家周大风因病在杭州与世长辞。周大风是宁波北仑大碶后洋村人，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他创作的《采茶舞曲》红遍大江南北，而且该曲在１９８３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以周大风的贡献和才华论，他绝对是中国音乐界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更是我们宁波人的骄傲。”长期关注和研究宁波籍音乐家群体的宁波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沈浩杰评价道。

　　其实周大风仅是众多有影响力的宁波籍音乐家中的一位。据沈浩杰研究发现，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中国音乐领域内涌现了近５０位具有影响力甚至堪称标杆性人物的宁波籍音乐家，形成了一个被他称之为音乐“宁波帮”的艺术人才群体。

　　卓越成就奠定

　　音乐“宁波帮”地位

　　沈浩杰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关注宁波籍音乐家这个群体的。他解释道，他所说的音乐“宁波帮”指的不仅仅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还包括了生于宁波、长于外地，或者是祖籍宁波、在国内其他城市或海外定居且在音乐界具有较高知名度和重要影响力的人士。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向延生曾经编过一本《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收录介绍了自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对发展中国音乐事业做出重要贡献、艺术上卓有成就并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音乐家、作曲家、理论家、指挥家、演奏家与演唱家３１４位，其中提到宁波籍音乐家共有１２位。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沈浩杰发现具有影响力的宁波籍音乐家远不止这些。经过细致、严谨地梳理、发掘，他发现宁波籍音乐家有近５０位，而且宁波籍音乐家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影响力之深远，国内只有无锡一地可与其比肩。

　　“宁波籍音乐家的实力，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这是沈浩杰在发掘、研究过程中最深的感受。

　　说起音乐“宁波帮”的成就，沈浩杰如数家珍。据他介绍，宁波籍音乐家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上创造了３０多个“第一”：第一个留学欧洲学习声乐的歌唱家———赵梅伯；第一位在美国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华人———应尚能；第一位在世界钢琴大赛中获奖，创办第一届中国国际钢琴大赛的周广仁；首次把民族乐器柳琴带进公众视野，独创柳琴演奏新技法，出版中国第一部《柳琴演奏法》，第一位获得文化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的王惠然；第一个创办中国乐器制造厂的大提琴家张贞黻；制作中国第一架整件钢琴的林炳言；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位在世界声乐大赛中获大奖的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

　　据介绍，仅钢琴领域，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国内公认的集钢琴演奏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钢琴家不到１０位，而其中宁波人占了３位：吴乐懿、朱工一、周广仁。足见宁波籍钢琴家在全国钢琴领域的地位和影响。吴乐懿是钢琴界的元老、权威，朱工一和周广仁都曾任过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培养了众多重量级钢琴教育家、演奏家。朱工一曾被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吴祖强誉为“中国音乐界的一颗巨星”。周广仁是当前中国钢琴界公认的领袖人物，被誉为“中国钢琴教育的灵魂。”

　　在音乐的创作、表演、教育和社会活动等诸多领域，宁波籍音乐家屡建奇功，是中国音乐事业的当之无愧的开拓者和中坚力量。音乐“宁波帮”创下的辉煌成就，堪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且宁波籍音乐家所从事的音业专业学科涉及了声乐、钢琴、小提琴、大提琴、作曲、指挥、铜管乐、音乐理论、近现代音乐史、音乐教育、乐器制作等。此外，宁波籍音乐家还分布在音协组织、文艺团体、音乐院校管理、音乐社会活动等领域，几乎覆盖了所有的音乐领域。

　　沈浩杰认为，宁波籍音乐家所取得的这些举世瞩目的成就，是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宁波帮”精神在宁波音乐人身上的体现。

　　宁波籍音乐家有着相似的成才轨迹

　　梳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发现大多数宁波籍音乐家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成才轨迹：上海成长、求学，然后又出国深造，经过艰苦的磨炼，专业水平大幅跃升，有的甚至在留学期间就已享誉国际舞台。

　　２０世纪初的上海滩聚集了一大批中外文艺人才，营造了多元、浓厚的文化氛围。同样，宁波作为“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也正好处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浪潮中，又与上海地理相邻，人脉相通。在上海开埠之初，很多宁波商人赴沪发展事业，为后代子孙的教育奠定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故音乐“宁波帮”中的大多数人出生于家境殷实的商人、职员家庭，接受了较先进的文化教育。

　　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容忽视，当时在宁波、上海出现了许多洋人办的教会学校，而教会学校普遍有着系统、正规的西方音乐教育体系，而这些宁波籍音乐家有很大一部分就曾经读过教会学校，这为他们音乐启蒙创造了有利条件。比如美国人于１８４５年创建的宁波崇信义塾就设有音乐课，它甚至早于上海第一家设有音乐课的教会学校———上海徐汇公学（１８４９年由法国人创办）。

　　赵梅伯（１９０５年—１９９９年）出生于宁波奉化，父亲是一名邮局职员。大概是受爱唱京戏的父亲影响，赵梅伯从小喜欢唱歌。但是，赵父受传统思想束缚，认为学唱歌是不务正业，一心想让儿子学商科，将来从商以撑起家业。因此，赵梅伯想报考音乐学校深造的打算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无奈之下，赵梅伯只好“曲线求学”，先顺父愿报考了当时上海的沪江大学读商科专业。沪江大学是一所美式学校，设有音乐专业，赵梅伯进入学校后，拜该校音乐系教授安德森为师，学习声乐。父亲听到儿子在校“不务正业”的消息之后大发雷霆，一气之下断了儿子的生活费。为了自己钟情的声乐，赵梅伯没有退缩，通过去黄浦码头向洋人兜售刺绣、去杭州当音乐代课老师等勤工俭学方式，挣自己的生活学习费。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赵梅伯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欧洲的资格，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师从维南教授，成为第一位赴欧学习声乐的中国人。由于他成绩出类拔萃，还获得了该校爱尔乾奖学金，成为在欧洲最高音乐学府中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华人。学成回国后，赵梅伯受校长萧友梅邀请，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上海音乐学院前身，以下简称上海国立音专）任声乐系主任。

　　赵梅伯在中国专业音乐教育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的音乐著作《黄钟史》，较早地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音乐及历史。该书曾以法文、英文等语言在国外出版发行；他的另一部著作《唱歌的艺术》，则是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声乐艺术。

　　吴乐懿，祖籍宁波鄞县（鄞州），１９１９年出生在上海。她从小就表现出音乐天赋，６岁开始跟随母亲学习钢琴，８岁已经能够登台演出。考入上海国立音专之后，师从当时在该校钢琴系任系主任的俄国著名钢琴教育家查哈罗夫教授。由于她天资聪颖，加上刻苦努力，深得恩师器重。在老师的推荐下，她进入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与外国演奏家们合作。工部局乐队是当时远东地区最好的交响乐队，那里名流荟萃，高手云集。吴乐懿是第一个进入该乐队演奏的中国人。在那里，吴乐懿得到了意大利籍指挥家梅·帕契的指点，琴艺飞跃提升。

　　吴乐懿毕业后留校任教，在当时声乐系主任、同乡赵梅伯的鼓励下，她萌生了出国留学的念头。１９４８年，她终于如愿去法国巴黎音乐学院深造。回国后，她在中国音乐学院任教，成为中国钢琴教育的权威人物和法国钢琴派的代表人物，并培养了著名钢琴家李其芳、李坚等弟子。

　　应尚能，１９０２年出生，祖籍奉化。应尚能是中国最早研究与介绍欧洲传统声乐艺术的歌唱家之一。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应尚能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工学院留学，在读机械工程专业的同时兼修音乐专业，拿下了两个专业的双学位。１９２９年应尚能留学归国，在上海国立音专任教授，培养了斯义桂等著名歌唱家。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他成为第一个在上海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的人。其演唱曲目以中外艺术歌曲为主，尤以演唱舒伯特的艺术歌曲见长。他的演唱风格严谨朴实，声音丰满柔韧，富有抒情性。

　　宁波籍一代声乐宗师葛朝祉，１９３８年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师从赵梅伯，毕业后继续在音专从事声乐专业教学。不到３０岁，他就培养出了蜚声中国乐坛的女中音董爱琳（宁波籍）。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想尝试“欧洲唱法”的愿望，他毅然选择了自费赴法国和意大利留学，师从法国著名声乐教授贝纳尔迪、波列及意大利的达姆勃罗西渥夫人学习声乐，又向巴黎音乐学院比戈学习指挥。１９５３年葛朝祉回国，培养出卞敬祖、陈敏庄、黄英、葛毅等歌唱家。

　　崇高的民族气节

　　和炽热的爱国情怀

　　宁波籍音乐家除了精湛、高超的业务水平以外，还有一个难能可贵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和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他们始终崇尚正义，追求进步。抗战时期，他们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创作了无数抗日救亡歌曲，他们举行义演，用琴声、歌声唤醒大众，激励前线将士，有的直接走上革命道路，以音乐为武器，为民族独立、解放做贡献。

　　孙慎，著名作曲家，１９１６年出生于宁波北仑。“九·一八”事变后，孙慎结识了同为宁波老乡的左翼作家联盟成员袁庶华、徐步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成长为一名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音乐家。１９３５年，孙慎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学习作曲。１９３６年初，他参加了由党组织领导的“词曲作者联谊会”。当时联谊会成员中有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贺绿汀等人。孙慎向冼星海学习指挥。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创作完成了脍炙人口的《救亡进行曲》（周钢鸣词）。

　　《救亡进行曲》很快在全国流行，极大地鼓舞了国内各大城市的抗日游行示威。《救亡进行曲》与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并称姐妹篇，成为当时抗日救亡的经典歌曲。

　　世界著名男低音歌唱家斯义桂是奉化斯张村人，他的艺术生涯始终跟抗战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上海国立音专毕业后，斯义桂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义演募捐运动，足迹遍及上海、香港、重庆等地。他以歌声激励民众的抗日斗志，将义演所得全部捐献给前线抗日将士。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底，他应邀出席蒋介石５０岁生日晚会，以一首石破天惊的《满江红》震惊四座。慷慨、悲壮的歌声让在座的张学良感动落泪。一个多月后，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１９４１年，香港沦陷后，斯义桂重回上海。汪伪政权威胁利诱，逼他“出山”。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斯义桂毅然离别家人，逃出上海来到重庆，在国立音乐学院青木关分院任声乐教授。１９４４年４月，斯义桂与著名舞蹈家戴爱莲在重庆联袂义演。爱国的观众被他们的歌舞所感染，纷纷解囊捐款。这场义演共收到抗日募捐４０多万元。

　　赵梅伯也曾拒绝汪伪政权邀其担任南京音乐学院院长一职，携妻女冒死越过日军封锁线，团结一帮同样不满汪伪统治的国立上海音乐学院的离沪进步师生，在西安创建了西北音乐学院。

　　应尚能在他的声乐著作中提到：“我感到我们中国人应该唱中国歌，因为我们绝大部分听众是中国老百姓。”这种立足民族的艺术价值观正是他一贯的民族感情的流露。在抗战期间，应尚能积极组建抗战宣传队，自己写曲，并负责领导一个合唱团。他把一架钢琴搬到汽车上，成天奔波在成渝公路沿线，以歌咏形式进行抗日宣传。

　　大提琴家张贞黻不满重庆反动统治，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毅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为讨论在延安创办西洋乐器制造企业一事，毛泽东专门设家宴款待张贞黻。虽然延安工作、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但张贞黻仍抱病工作，创建了延安乐器试制室，成为北京星海乐器厂的创始人，同时担任中央乐团第一任副团长。  

　　“尽管音乐‘宁波帮’的艺术理念、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在爱国这一点上高度默契。”沈浩杰总结说。

　　如何挖掘音乐“宁波帮”

　　的文化富矿？

　　宁波籍音乐家形成了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音乐“宁波帮”，为什么我们对他们的杰出成就知之甚少呢？沈浩杰认为，这跟宁波人普遍务实、低调的处世性格有关。这些音乐家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精益求精，在生活中却十分淡泊、低调。

　　他告诉笔者，为了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宁波籍音乐家的状况，１０多年来，他奔赴北京、上海、天津等国内十几个城市，还远赴美国，拜访了许多仍健在的宁波籍音乐老前辈。他们留给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对音乐艺术的热情和执着追求，看淡名利，生活简朴、低调。比如，他去上海拜访钢琴界元老吴乐懿时，发现她住的居然是一套不大的老房子，吃饭的桌子还是一张小小的折叠桌。家里除了一架三角钢琴外，另外就很难找到一件像样的现代化家具和电器。

　　“因为我们以前不太了解这些宁波籍音乐家，故没有好好借助和利用他们的力量来拓展咱们宁波的文化事业，真的是太可惜了。”沈浩杰叹息道。

　　“宁波帮”商人以“爱乡不恋故土”而闻名，音乐“宁波帮”也不例外。沈浩杰在接触这些宁波籍音乐家时，也分明感受到他们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比如，2005年底，沈浩杰通过越洋电话联络远在加拿大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这位曾让来华访问的美国总统里根点名会见的大歌唱家，热情地表示愿为家乡做事。2006年回国后，她婉拒国内著名音乐院校的邀请，最终选择到故乡的宁波大学音乐学院任教。

　　又比如，10多年前，沈浩杰去拜访居住在上海的著名民族音乐理论家、作曲家江明惇，说起宁波欲组建交响乐团，到时可能要请他出出点子的事，这位奉化籍老人毫不犹豫地说：“家乡的事情，我责无旁贷，你们需要我出力的话，我随时可以放下手头的事！”浓烈的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在沈浩杰眼里，中国钢琴界公认的权威周广仁，尚处盛年的当今世界最杰出的大提琴家马友友，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第一位小提琴主奏俞丽拿，原中国音乐学院院长樊祖荫，中国音乐史学会会长戴嘉枋等诸多国内外音乐顶级专家，不啻为宁波宝贵的音乐人才“富矿”。

　　那么，我们如何借助音乐“宁波帮”在全国文艺界的影响力，促进宁波当代的音乐乃至整个文化事业发展呢？

　　沈浩杰结合国内外其他城市的一些经验做法进行了思考。他认为，宁波应该为这些甬籍音乐家建立档案，随时跟踪他们的动态，经常联络或拜访他们，有条件的可经常请他们回乡走走，增进了解，加深感情。另外，他还觉得宁波应该借助这些宁波籍音乐名人的人文历史资源，通过建造与城市规划相匹配的载体，营造浓厚的音乐氛围，提升城市的文化内涵。为此，他提出，可以借与宁波音乐厅毗邻的琴桥公园广场这块地，竖立一些宁波籍音乐家的雕塑，刻上他们的事迹介绍，让市民了解他们，增进宁波人的自豪感。另外，他还提出设想：能不能借博物馆的一席之地，把这些宁波籍音乐家的史料陈列出来？当然，如果有关部门借助社会力量，专门建一个宁波音乐陈列馆，那就更理想了。

　　“宁波是一座与音乐结缘很深的城市，有这么多宁波籍音乐家的影响力在，宁波完全有可能打造成一个‘音乐之城’或‘钢琴之乡’。”沈浩杰说。（本文人物图片由沈浩杰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