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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梅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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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锦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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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9月6日“梅华亭”落成仪式上,当年部分院童合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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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 |
大 地/文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担起中国抗战重任的不仅仅有我们前方的战士,还有那些在后方为中华民族默默无私奉献的人。竺梅先便是其中之一,身为奉化人的他,和妻子徐锦华一起,在家乡办起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先后帮助了600多个在战争中失去家庭的孤儿。 为了重现竺梅先、徐锦华夫妇在奉化深山泰清寺创办国际灾童教养院的故事,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从2013年1月至2015年10月,四上北京、二去上海、三往杭州、一下香港,通过录音录像等方式采访了数位当年的院童,这些如今已经耄耋之年的老人声泪俱下,万分激动地回忆起往事。 随着追踪的深入,历史被一点点复原,这些研究成果最终凝结为电视专题片《泰清钟声》以及《梅华魂》《梅华之歌》两书。本月中旬,这些作品将举行首发式。 古刹迎来上海600名灾童 1938年9月11日上午,“谋福轮”(新宁绍轮改名)从上海载了600名灾童进了甬江,在宁波外滩码头靠泊。 现年90岁的戴天明回忆说:“八·一三,日寇打上海,炮火连天,不少人家家毁人亡,一些孩子流落街头。上海的大老板、大慈善家竺梅先创办了国际灾童教养院,但此时上海已容不下这样大的一个教养院,于是,他把教养院办在了他的故乡奉化深山千年古刹泰清寺内。当时,我们兄妹四人最大的也不过是十二三岁,听到有书读,有饭吃,心想怎么有这么好的事……先到上海宁波同乡会报到,换上工装裤,白衬衫。竺院长勉励我们:‘要好好读书,学会本事,为国家出力。’” “宁波当时还未沦陷,码头上来了各界代表。”戴天明说:“中学生唱着歌,欢迎上海来的灾童,还有点心慰劳,我们仿佛回到了自己家里。” 现年91岁的丁复俊记得:“我们排着队穿过灵桥,坐上了航船,到了横溪,登岸就向泰清寺步行。”池桂根则回忆说:“一路上青山绿水,过了楼隘,再过岙口,看到一座高大的寺院,听到钟声当当。”韩邦桢说:“这钟声洪亮、悠远,仿佛在欢迎我们。” 那一天,让灾童印象最深的是几百人的队伍中有一个中年妇女忙着前后照顾,后来才知道她就是副院长徐锦华。她走前走后,时常停下来抚摸孩子的头:“乖囡,你吃得消吗?前面就快到了。”有一顶元宝篮里躺着一个孩子,她吩咐轿夫:“到了泰清寺,你们直接抬到我的寝室来。”原来这个孩子得了肺痨,面孔苍白。徐院长像妈妈一样,把病孩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她亲自照顾,为其增加营养,还叫孩子反穿衣裳晒太阳。过了一段时间,孩子居然生龙活虎起来。 被记忆牵动的这些老人,当年不过10岁上下,到2013年参与录音录像时,除了88岁的苏锦炎,大多已年过九旬。 一所正规且重视爱国主义教育的学校 国际灾童教养院不仅是养,而且还要教,要培养孩子成才。从教养院出来的灾童,后来有当工程师的,有当教师的,有当护士长的,有当会计师的,也有参加陆军军官学校的,有参加三五支队(浙东新四军)的,有的还做到了师团级干部。 现年94岁的王家淑说:“我就是在泰清寺接受了教育,为后来打下了基础。”新四军老战士焦润坤回忆:“一年分三个学年,每一学年四个月,没有寒暑假,有小学部、初中部。师资水平很高,老师中有留学生、大学生、工程师。这是一所正规的教学质量很高的学校,我后来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全靠教养院打下的文化底子。”苏锦炎说:“有许多教师本来是民丰、华丰造纸厂的工程师、专家,他们不愿留在沦陷区,跟着竺院长来到深山给孩子上课。国文课的课文是徐院长自选自编的,有岳飞的《满江红》词,文天祥的《过零丁洋》诗,也有选自《古文观止》的经典文章等,代数、几何读的是英文原版,有时也读《卖火柴的小女孩》等原版文学作品。” 那时,每晚熄灯钟声敲过后,徐锦华就会巡视男女院童寝室。有的孩子把被子踢开了,她就把被子盖好。有一次巡视到女寝室,一个叫蒋桂珍的孩子枕头边露出一封信,她展开一看,原来是蒋桂珍写给邻居叔叔的,称自己来到了教养院,有饭吃,有书读,很想念他们。就是觉得此生命苦,年纪大起来,无处安身,还是找一个庵堂寺院出家算了。这时候,徐锦华听到蒋桂珍的啜泣声,便问她:“小囡,你哭了?你还没熟睡?”蒋桂珍叫了一声:“姆妈,我梦中见到了姆妈了!”徐锦华抚摸着蒋桂珍,说:“囡啊!我就是你妈妈,院里的同学就是你兄弟姐妹,你安心睡吧。”第二天,徐锦华就在教师中把这一个问题提出来:“这些孤儿大多有丧家丧父母之痛,他们的心灵创伤很深,我们的教育重心要让孩子感到有爱,感到温暖,也要叫孩子爱人。” 除了功课外,徐锦华还特别布置:“要教唱抗日歌曲,要搞文娱活动,以调剂孩子的学习生活,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又从中得到爱国主义的陶冶。”从1938年秋开学到1941年4月宁波沦陷的三年中,孩子们学会了所有当时全国流行的抗日歌曲,如《大刀进行曲》《流亡三部曲》《救国军歌》《太行山上》《长城谣》等,而且排演后到奉化城乡去演出。 1941年4月19日,日军登陆镇海口,20日宁波沦陷,22日奉化沦陷,徐锦华和竺梅先知道日军来了,提早做了应变布置。“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种歌不能唱了,于是改唱李叔同填词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贺绿汀谱曲的《秋水伊人》,这里的“伊人”,暗指爱国者,于是这首《秋水伊人》又被孩子们反复传唱。焦润坤多年后回忆道:“教养院还有一首院歌,孩子们天天唱:‘吾生有幸/值风潮鼓荡/卷入洪炉,百炼千锤成铁汉/天降大任/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中兴责在吾曹……’” “要保证每一个孩子健康成长” 泰清钟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孩子们经历了三个春秋,个个健康活泼。但是1940年、1941年宁波、奉化沦陷前后,不少院童突然感染了两种疫病,一种是外科病,疥疮,另一种是疟疾。 焦润坤回忆说:“生了黄脓疥疮,又是脓又是血,有时皮肤和衣服粘在一起。徐院长看了心疼,她叫院医去买了硫黄药膏,叫孩子们把衣服脱下来,涂上药膏,衣服全叫护理组洗净消毒。”“我也得了一种恶性疟疾,俗称卖柴病,冷起来冷得要命,盖两床被子也没有用,发热时又说胡话,只想跳到溪坑里去浸。” 疟疾对小孩的身体损害很大,徐院长亲自到宁波城里购一种金鸡纳霜丸,宁波没有这种药丸,只有粉,她就把金鸡纳霜粉买来。怕孩子们嫌苦,用嫩菜叶一包一包地包好,叫老师劝告着让孩子吞下。600名孤儿的健康,她作为一个母亲,切切在心,她常说:“这批孩子,大部分没有爹娘了,我就是他们的爹娘,我要让他们死去的爹娘,在地下能安心。” 拒任伪职,大义对日酋 1941年4月下旬,宁波、奉化沦陷,竺梅先、徐锦华与教师们商量,要做好应变准备。寺外大门、墙上的“驱逐日寇”等抗日标语,改成了“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等;抗日歌曲不能公开唱了,把有关抗日宣传的资料悄悄收藏起来。 最先来到泰清寺的是汪伪第十师师长谢文达。谢文达这个人在辛亥革命、北伐时期与竺梅先是一起的,与徐锦华也熟。说话间,泰清寺钟声响彻山间,院童该上课了。 谢文达:“佑庭老弟啊!我这次来,非为别的,只是想请老弟出山,在宁波主政……” 竺梅先:“文达兄要失望了。北伐以后,兄弟一直致力于实业救国,最近办了一个国际灾童教养院,幸得国际友人和诸位大亨支持,我只想把这批失去亲人的孩子教养成人。宁波除了日军,老兄好像是最高军事长官,教养院还望老兄多多保全。” 徐锦华:“谢师长,前些日子,日军下乡扫荡,强奸妇女……我们教养院有些小囡、女教师,我担心她们,这一点也希望谢师长能保全。” 谢文达碰了一个软钉子后悻悻走了。 那段时间,竺梅先正准备带学生许兴馥去永康方岩找省主席黄绍竑筹措粮食,担心自己离开后日军会来骚扰。可是日军还是来了。 90岁的韩邦桢回忆说:“日本人翻过山进来,在寺院门口架起机枪,徐院长事先布置好了,叫我们安心上课,不要声张,日本人东西巡查,最后拿了院里农场里养的两头猪走了。” 当时徐锦华叫留学生张月楼陪着她接待,日本军官前蔚寿山很奇怪,问张月楼日语为什么说得这么好?张月楼回答:“我曾在贵国早稻田大 学学习机械,回国后在杭州造纸厂做技师,现在在教养院教书。” 徐锦华接上说:“此处系国际灾童教养院,全院除了几百个战争孤儿外,还有几十位负责教养的教职员工。我作为副院长,全院孤儿的母亲,对孤儿负责。” 前蔚寿山在这位中国妇人面前不敢造次,只问:“如果我在中国阵亡了,我在日本的子女也成了孤儿,不知贵院会收留吗?” 徐锦华答:“我首先不希望阁下的子女成为战争孤儿,万一发生这种不幸,我们国际灾童教养院对战争孤儿一视同仁。” 竺梅先魂归故园 竺梅先去永康方岩是带病出发的,时逢日军发动浙赣战役,沿路全是逃难的人群,日机不断轰炸。竺梅先很担心一批运往江西、湖南的货物,说:“教养院等着这批货物的收益呢,要买粮食,孩子们要吃饭呐。”晚上住方岩旅馆后,竺梅先不断咳嗽,还吐了两口血。陪同的许兴馥着急了,要送他去医院。竺梅先摆摆手说:“老毛病了,不碍事,你去药房,买点止咳药水来。”第二天一早,他穿戴整齐,按计划去见省主席黄绍竑。黄大笔一挥,批下几百担粮食。回到住处,许兴馥要护送他回泰清寺,可是竺梅先说:“叫兰卿(女儿)陪我回去,你去追赶那两车货物。” 竺梅先回到象山,一病不起。临终遗言叫徐锦华一定要把孩子教养成人,并且以陆游《示儿》诗作为遗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这是1942年5月底,竺梅先终年54岁。不久灵柩被运回泰清寺。苏锦炎含泪回忆道:“院长死时还很年轻,一个大老板,他本来可以在家享福,或者到香港去做寓公,可是为了我们600孤儿,他毁家纾难,把命都搭上了,我们院童跪在地上迎他的灵柩归来,痛哭流涕,院长就是我们的父亲啊!比父亲还亲啊!” 6月5日,公祭院长,秘书徐无生写了一篇祭文,当念到:“……孤儿幼女,流离道旁,失养失散,必致夭丧,见死不救,岂有肝肠……公为慈父,助以孟光……冒暑奔走,实为筹粮,积劳致疾,呕血如浆……”全体院童号啕大哭。徐锦华劝解他们:“孩子们,竺院长走了,我们要听他的话,好好学习,王师北定中原日,不要忘记告诉他。” 教养院的老师,依据贺绿汀谱曲的《秋水伊人》,写了一首悼念院长的歌: 望断丹山(指象山),不见院长的慈颜, 精尽力残,魂归泰清山, …… 几时归来啊!院长哟, 几时你才会回到泰清的故园! 36个院童报名参加新四军 竺梅先去世后,灵柩暂厝泰清寺后大殿。这时谢文达又来了,还带来了他属下一个团长张侠魂,假惺惺地说不知道佑庭老弟仙逝,这次来是为了扩军,张侠魂团长驻奉化、鄞江一带,正需要一批有文化的青年。 这一要求当即遭到徐锦华的拒绝,“我们这批孩子年龄还小,决不当和平军。”待谢文达灰溜溜走了之后,焦润坤、戴天民等36个院童给徐锦华呈上了一封决心书,徐锦华接过一看:“徐院长钧鉴:启禀者,我等36名男女院童,承蒙先院长救我等于水火之中,再生之恩,天高地厚,报恩之心,始终未泯。今先院长积劳成疾,饮恨而逝。我等谨遵先院长遗训,惟盼早日奔赴抗日战场,光复中华,以慰先院长在天之灵!” 下面是戴天民、戴仁侠、娄金祖、焦润坤、周庭芳等36个院童的签名。 徐锦华一边看信,一边喃喃自语:好孩子,你们的心思我明白了。只等沙主任去三北联系回来。 沙主任就是沙玉振,1937年冬,他曾参加过竺杨老前辈在洞桥天王寺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又称“飞鹰团”。他去三北联系上了三五支队,支队派了张队长前来接应。 那一天正好是蒋桂珍出嫁的好日子,徐锦华亲自送蒋桂珍上轿。徐锦华曾立下规矩,小囡出嫁,必陪嫁棉被一条、箱子一只。徐锦华还特地把自己八成新的一件大衣送给蒋桂珍。蒋桂珍跪在地上,眼泪掉了下来,说:“姆妈,我以后还会来看你的。” 沙玉振陪着张队长来到泰清寺,徐锦华有点舍不得:“张队长,天下雨了,我这36个孩子,是否可以过一天再上路。” 张队长:“院长,从泰清寺去三北,要穿过鄞奉公路,有日伪军岗哨,夜里下雨行军最妥当。不能耽搁久了,得尽快越过封锁线。” “这批孩子身子骨还嫩,我实在有点放心不下。” “院长请放心,他们会锻炼出来的。”这时雨越下越大,天也渐渐暗了下来,深山里夜晚来得特别早。徐锦华又要求:“夜里我要亲自送我的孩子们上路。” 戴天民、焦润坤等36人,正好是十七八岁的年龄,临行前他们要在竺梅先灵柩前跪别。徐锦华说:“你们现在当军人了,军人不能下跪,行个礼就可以了。”天完全暗下来了,深山古寺一片寂静,36个青年站好队,向徐锦华告别。徐锦华叮嘱说:“可惜要淋雨了,夜行要小心。” 张队长说:“徐院长,你放心,我们会照顾好他们的。院长,你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70多年后,年过九旬的焦润坤说:“我们教养院出去的院童,没有一个当汉奸和平军的。” 魂梦频频绕泰清 泰清钟声又响了起来,谢文达又来了。他假意和颜悦色地说:“嫂夫人,我前些日子去了一趟南京,汪夫人也问起教养院的事,汪夫人很乐意提供帮助,没有什么条件,只要让她挂一个教养院董事长的名字。” “这不就是陈璧君的条件吗?……什么陈璧君,什么董事长,我宁愿把教养院解散,也决不让我的孩子当她的贴金工具。” 徐锦华,这位600名孤儿的母亲在教养院解散后,到民丰造纸厂子弟学校执教,继续从事她热爱的教育事业。1947年病故,终年55岁,解放后与竺梅先合葬于鄞县宝幢公墓。 沧海桑田,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年的院童苏锦炎从杭州友谊商店退休后,应邀到浙江省工商联帮忙,管历史资料。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看到介绍竺梅先的资料里讲到国际灾童教养院的事,她跟工商联的处长李希说:“我就在泰清寺教养院待过。”李希就叫她把“情系泰清寺”的事迹写出来,刊登在《浙江工商》刊物上。一石激起千层浪,引来了许多昔日院童的关注。 彭长根等10多个院童,后来到了台湾,彭长根成为一名作家,在台北的《宁波同乡会》刊物上写了很多怀念竺梅先、徐锦华的文章,并且出了书。 后来,两岸同学决定在泰清寺旧址(1951年辟为水库)建造一座全石质亭子,取竺梅先、徐锦华两位院长的名字命名为“梅华亭”。1990年8月,梅华亭落成,9月6日举行揭幕仪式,当年的院童到了不少,当时都已年逾七旬。 那一次,焦润坤首次出现,大家很吃惊,因为之前建院50周年出纪念刊物时还未找到他,以为他南征北战已经牺牲了。作为一名新四军老战士,2014年7月7日,他曾与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在抗战爆发77周年仪式上为“独立自由勋章”揭幕;那一次,彭长根还走得动,也特地赶到梅华亭,说:“如今我有什么成就,当归功于泰清寺,归功于我的慈父慈母。”彭长根的一首诗,道出了所有院童的感恩心情: 可叹天涯游子心,魂梦频频绕泰清。 醒时泪眼对孤月,耳边犹闻唤囡声。 寒山应识苍颜容,幽泉淙淙诉旧情。 院中慈严今何在,音容常驻梅华亭。 (照片由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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