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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观象台。(新华社发) |
据新华社电(记者姜潇 王学涛)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12日正式出版,备受考古界关注。 当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举办的“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是由多位考古学家参与编写,通过15个专题对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做了科技检测分析,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199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中,发掘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考古探明功能区划齐全、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认为,历经37年、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提出了一条较为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重要源头。 研讨会上,多位学界专家表示,陶寺遗址发掘工作还需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和论证,对陶寺文化的来龙去脉做系统性、多学科的统筹整理。“重视对遗址的保护与合理利用,统筹好陶寺遗址与当地社会、文化资源的有效衔接,做好遗址博物馆的建设等,都将是下一阶段需要面对和解决好的问题。”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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