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鄞东第一桥”皎契桥。（王岚 郑勇 摄）

　　本报记者 郑勇 王岚

　　清道光三年（１８２３），鄞县贡生徐兆昺写的《四明谈助》一书中这样记载：“汉，后塘街，在县东同谷山口。因是时鄮县在谷中，海人集货贸易于谷口，以在海塘之后而名之也。今鄞县在甬江之滨，海人贸易，多在甬江两岸，于东岸一带亦称后塘街”。

　　时隔千年，从东乡山麓到三江口的两条后塘街，生动地印证了宁波“海人集货贸易”的传统。而两条后塘街之间的距离约为１６公里，两地之间有一条几乎笔直相连的河流，恰恰也叫后塘河。

　　在鄞东三条塘河中，无论是河道运输还是人文历史，后塘河显然都比较重要。它起于江东大河头，流经张斌桥、七里垫、福明桥、盛垫桥、五乡碶、小白河头，止于东吴镇；并连接三溪浦溪流，在五乡又与小浃江相连。千百年来，后塘河一日日滋养着人们精细的日子，他们在这条河上往来城乡，当年的航船上，乘坐着贩菜的乡农、卖鱼的渔民、售货的商人，也许还有从京城归老隐居的高士，从东瀛来到汉地修学的僧人……这是一条贸易的河流，这也是一条文化的河流。

　　初冬的上午，我们寻访组来到鄞州区东吴镇生姜村，这里河道纵横水面开阔，后塘河从城区蜿蜒流来，在此与东吴河、小白河交汇。岸边有座大涵山桥，是一座三眼平板桥，简朴中透着岁月沧桑。据记载，此桥始建于唐，明万历年间重修，至今依然稳如磐石，桥的一端已没入水中，却不难想象当年桥上桥下的繁忙。

　　大概就在大涵山桥修建的时候，明州州治从鄞江迁至三江口，是年为唐长庆元年，即公元８２１年，“此时极为需要其周边农业经济已经较为发展的区域，与以港口为特征但尚欠发达的平原中心发生更广泛的交流，并把财富和各种可集聚的资源带到州城。”宁波文史专家邬向东介绍，８２３年明州刺史应彪在东渡门外的奉化江口，架设了“东津浮桥”。两年后，因三江口水流太急，于是将桥位南移约５００米，就是现在的灵桥位置。有了桥，再通过东乡逐步形成的三条塘河尤其是后塘河，使鄞东的海鲜山货可一路畅通地送到城里。

　　后塘河尽头的江东大河头靠近市中心，商贸发达人流密集，同时后塘河河道较深，在东乡三条塘河中属第一，这些是后塘河能够成为鄞东主要河道的原因。在民国地图的“鄞县分图甲、戊”两图中，后塘河的大小桥梁就有五、六十座，平均半华里一座。据《鄞县通志》记载，１９３６年的后塘河上大约有７５个航班，其中夜航船７艘主要往来于宁波与宝幢之间，其繁忙可见一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运输船队就是通过后塘河，把建筑材料运到城里，为宁波的城市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明谈助》中提到的同谷也称同岙，位于宝幢的山谷间，因天童溪、画龙溪、东吴溪三溪汇流，宝幢在秦时就成为一个大聚落，被称为“鄮”，翻过育王山就看到茫茫东海，自古以来“海人集货贸易于谷口”，于是集人成邑。塘河之畔的宝幢老街直至近年还延续着繁华。而在后塘河另一头的宁波东城，更是贸易兴旺之地，甚至在上海未兴起之前，这里成为中国东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

　　后塘河流经之处，皆是物华风茂、人杰地灵。仅张斌桥两岸，就居住着有名的史氏和钱氏家族。史氏为宋代显赫家族，出过“三相二王七十二进士”，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之称。邱隘有个盛垫村，村边有座横跨后塘河的盛垫桥，在上世纪初走出了有名“北大五马”，马裕藻、马衡等五兄弟个个成就斐然。“鄞东第一桥”皎契桥河边，百年老屋历经风雨，老人在“耀房门”前闲话家常，水乡轻盈而淳厚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离后塘河不远，千年古刹阿育王寺、天童禅寺是“海上佛教之路”的重要地标。宋时，日本著名的道元禅师、荣西禅师在这里修行不懈，他们回到日本后弘法精进，创立了临济宗和曹洞宗，被尊为一代宗师。他们当年从明州城内去往阿育王寺、天童禅寺的路线，很有可能就是从后塘河乘坐航船而行，上岸后再由陆路前往。

　　如今的后塘河上，已经很难看见航船，这一条曾经繁忙的河流，将以其历史记忆与水乡风情，成为一条寄托着无限乡愁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