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 野 

    近日，宁波甬剧团上演了改编自话剧名作的新作品《雷雨》，这是自《典妻》之后，甬剧在艺术创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可以肯定，甬剧《雷雨》将与《典妻》《半把剪刀》《天要落雨娘要嫁》《双玉蝉》等一样，成为这个剧种的又一经典，长久地绽放于舞台上。

　　在我看来，相比于话剧原著，甬剧《雷雨》最大的改编并非是表现样式的巨大差异，而是全剧中心人物地位的改变，原剧周朴园的重要性被繁漪所替代，后者的戏被大幅提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头号角色。

　　名著的改编从来都是一种再创作的过程，因而导致原著与改编作品之间产生差异甚至很大的不同都不足为怪，中外艺术史的实践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从这一角度出发，甬剧《雷雨》突破原著和观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于繁漪这一形象的定位，堪称为一次成功的再创作。

　　创作于１９３３年《雷雨》，是青年才子曹禺的处女作和代表作。这部多幕话剧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北方社会为背景，通过发生在周、鲁两家，贯穿全剧的“始乱终弃”和“乱伦”社会故事，描写了人物之间历史与现实的纠葛和激烈冲突，开掘出具有时代特点的社会悲剧，展示了一个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贵族家庭的崩溃。作品结构严谨完整、人物冲突激烈、格调浑厚凝重，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

　　《雷雨》剧中共八个人物，相互之间形成了极为复杂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其中的主要矛盾都围绕周朴园展开，一些冲突表面上似乎与他无关，但深加追究，其最后的指向仍然与其相交集。周朴园不仅是原著中无可争辩的中心人物，也是支撑《雷雨》全剧基础、推动剧情向前发展、爆发，最后达到高潮的动力。

　　显然，把周朴园设定为《雷雨》的中心人物，不仅符合故事发展的基本逻辑，也完全符合艺术创作的内在规律，是戏剧情节发展的必然结果。

　　繁漪是《雷雨》中个性色彩最为鲜明、内心冲突最为激烈的一个形象，这对演员是一种挑战，也为艺术创造提供了很大的空间。在改编成甬剧的过程中，编剧以浓墨重彩着力写了她与周萍（周朴园与侍萍之子）之间的非正常关系的由来、发展，突出了这个深陷于情感冲突中的女性，因此而遭受的巨大家庭危机和伦理危机。编剧为繁漪写了大段的唱词，新增了不少精彩的细节，并通过演员的形体动作加以强调，加上甬剧名家王锦文的精彩演技，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物性格鲜明、光彩夺目，是一个全新的艺术形象。

　　在原作中，繁漪是一个勇于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美丽远大于过错的新女性，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最具有反抗精神和生命力的艺术形象。其深陷于情感的痛苦，不仅是这个性格特殊的女性的个人危机，也是“五四”之后，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在旧制度、旧伦理的强大阻击之下，所面临的一种共同痛楚。因此，站在时代前列的年轻曹禺给予了这个形象充分的同情和理解，甚至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作为支撑各种重要矛盾和冲突基础的周朴园，显然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认识价值，在作者看来，这个内心虚伪的贵族和资产者，不仅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罪孽的承载着，也是制造了两家伦理悲剧的祸祟。

　　甬剧的改变把更多的笔墨投入于繁漪，因此不得不削减了周朴园、鲁贵等重要人物的台词和一些精彩的细节，削弱了这些人物特别是周朴园在剧中的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原著《雷雨》中虽然被隐藏，但仍能寻找的时代特征，在甬剧的改编中被严重弱化，造成观众对这个重要背景的完全忽略。与此同时，由于改编者把繁漪和周萍的畸恋关系，由原先的暗线直白地改变为明线，甚至给予放大，使繁漪这一形象的定位发生大幅度变化。在每一个时代，人们之间所形成的伦常关系的实质是有所不同的，话剧《雷雨》中的伦常关系，与时代背景被忽略的甬剧《雷雨》所展示的关系并不相同，繁漪形象的再创造，改变了其中的伦常关系，也改变了繁漪与周朴园之间人物角色地位，甬剧《雷雨》的重心也随之改变，其直接后果是，偏离了原作者的创作意图，造成观众对于这出家庭伦理悲剧原因认知的错觉和错位。

　　可以说，甬剧《雷雨》对于繁漪形象的重新创造，是以削弱和淡化原著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学认识意义为代价的，因此，这个全新的繁漪虽然光彩夺目，但这样的再创作是否合理，需要作认真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