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康懋建筑群———现为国内第一个慈善综合体。

图为市民观看甬上慈善史迹展。

　　朱军备 章燕飞 续大治 吴海霞/文 史久阳/摄

　　鄞为义乡千古传

　　翻开史册，关于“义乡”的文献，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此后绵延不断，形成一个个“义风”激荡的高潮。

　　走进鄞州，义庄、义塾、慈善桥随处可见；义士、义举、义故事，口口相传，载之书籍，铭记百姓心中。

　　从南宋时的“义郡”美誉，“乡曲义庄”的出现，到晚清民国时期，义商和慈善组织机构的涌现；从宁波帮、慈善一日捐到善园动工、善园基金超百万，历史与现实一脉相承，又不断超越。

　　梳理“义乡”历程，解读“义乡”意义，勾画浩瀚史书中凸显的鄞地“义文化”形象，揭示历史深处“义乡”的精神传承，将为今天“义乡鄞州”品牌打造的实践，提供历史依据和未来指引。

　　“越国之中，疾者，吾问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长其孤，问其病。”这是公元前476年7月某一天，越王勾践会见楚国使臣申包胥，与范蠡、文种等大夫商议伐吴之计时说的。当时，越国疆土东止于鄞。

　　这番话，是宁大人文学院教授张如安先生查到的关于义乡鄞州的最早文献记载，似乎为鄞州大地上源远流长的慈风义俗寻到了源头。

　　张如安先生通读大量文献之后认为，鄞为“义乡”的形成有一个历史的过程。由南宋初孙觌的“四明士俗喜事而乐施”，到南宋中期楼钥的“四明旧为义郡”，沈焕的“吾乡义风素著”，再到宋末元初王应麟的“好邦如昔义里”，戴表元的“我礼仪之邦，有周于德而恤人之不获者”，这些文献证据链无不说明，鄞为义乡酝酿于北宋，形成于南宋。

　　回望历史，那些有关义的点点滴滴，仍然令人怦然心动。

　　唐代，鄞县县令王元带领百姓筑成它山堰，惠泽民众，并推动了勤俭、孝慈、有序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到了北宋，民间助学、治水、修路、造桥的善举开始密集涌现。而在南宋，鄞人的社会公德观念已经初步形成，一个“义风”高扬的时代来临。

　　义事、义举大量涌现的南宋，出现了官方的养老机构———广惠院，其对入院条件、米钱供应、日常生活起居、应遵守的纪律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让鳏寡孤独有了生活保障，将“敬老”的孝义进一步推广。

　　民间赈济饥荒、济助婚丧、抚养遗属、救济疾病的公益慈善活动更是蔚然成风。以“义庄(田)”为核心的家族互助形态，此时发展到了制度化的新阶段，史浩等人建立、推动了四明乡曲义庄，并在各地开始发展。

　　在元明清时期，出现许多“义仓、义塾、义冢……”义行义事枝繁叶茂。

　　元代创办的义塾，有东湖书院、鄞江义塾等，为有志于学的乡里普通子弟打开了接受学校教育之门。

　　明代，一邑一乡的善士善行经常发生，但是规模没有宋元时期大，多以宗亲慈善为主。戴浩、余有丁等创立义冢，为那些无亲无故或无钱无力之人安葬。

　　清代，救助孤贫的养济院、永济堂、同仁堂，救助婴儿的育婴堂，资助丧葬的体仁局，保障江桥夜行安全的长庚会等大批公益慈善组织的涌现，使“义风”依然留存鄞地。

　　此时，义塾、义学再次以较大规模涌现，球山义学、柳汀义学等形成了一个高峰。嘉庆年间，旅沪的甬籍商人发起成立“四明公所”，以旅外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公益力量开始崛起，鄞地的“义文化”增加新的内涵。道光以后，商人开始在家乡各地大量兴建规模庞大的义庄，以田租、庄屋租金收入，用于救济族内贫困者，并设立义塾培养子弟读书科举。

　　“以义郡、义乡著称于世的鄞州，在其漫漫历史长河中，曾出现4次高潮。”我市地方史研究专家戴松岳认为，第一次高潮是在南宋时期，为仁义始立，慈善大兴时期。第二次高潮是清初时期，是为节（忠）义高涨、信义相托时期。第三个高潮为民国时期，是为善义普行、内外合力时期。第四个高潮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可谓众义并举、全民同向时期。

　　义乃伦理精神生活化

　　旧时鄞地偏远封闭，促使鄞地居民习惯于自助自救。出海谋生、沿海航行以及近代的沿海通商，民国时期赴上海学徒，这让鄞地百姓在创业过程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一个彰显慈善力量的商帮。鄞州地处东海之滨，“向海而生”的地理环境，塑造了鄞州人“务实、开放、向善”的人文品格。

　　鄞州区委党校常务副校长、《鄞州慈善志》主编杜建海先生，从鄞州义文化形成和发展的人文地理角度出发，认为古今鄞地义文化在国内有影响的有三个特色：一是互济互助、义利相兼的“善义”；二是诚实守信、一诺千金的“信义”，这集中体现在许多宁波帮人士的发迹史、宁波帮著名企业家的经营理念当中；三是报国爱乡、精诚奉献的“忠义”，主要表现在外敌入侵、改朝换代的南宋初年、明末清初和抗倭抗日时期。

　　同时，独特的地理环境也带来了气候特征。“台风等自然灾害，使鄞地形成了邻里宗族间救济互助的普遍现象，官方、乡绅、百姓广泛参与抗灾、救灾、防灾等公益慈善事业，也使鄞州作为‘义乡’的风尚涵盖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杜建海说。

　　此外，杜建海还从水系众多的地理特色，解读出鄞江廊桥、洞桥百梁桥等都是鄞州“义文化”的历史地标；天童、育王等古刹及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促进了民间慈善成风；王安石治鄞以来，建立县学，重视教育，一方面培养出大批文化名人，一方面创办义学，捐助贫困学子，也成为义乡的一大特色。

　　浙江工商大学副校长、教授陈寿灿认为，一方面，在社会交往中，“重义”“仗义”客观地促进了慈善活动的发展，形成了“慈善养义”“义促慈善”的良好实践机制；另一方面，这里的“义”实则是血缘、亲情、情理之中国核心伦理精神的生活化。“义”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的基本原理，家国一体，这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

　　《中国慈善通史》首席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主任、博导周秋光说：“鄞州义乡文化，不仅凝聚着无数善行善举，其在移风易俗、改良社会环境、维护公共事务、推动社会文明与进步方面也体现出了先进理念，在当今依然具有传承的价值。”

    国内第一部

　　地域慈善史《鄞州慈善史》

　　由鄞州党校牵头组织，由张如安、孙善根主编的《鄞州慈善史》历时两年多编写，涵盖古代和近现代两大部分，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鄞地各个时代重要慈善组织、事件、人物以及慈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县（市）区至地市及小区域慈善史方面的不足，也为慈善通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小区域的翔实样本。

　　国内第一部

　　慈善专业志《鄞州慈善志》

　　由杜建海主编的《鄞州慈善志》，时间跨度涵盖了自先秦而历唐、宋、元、明、清、民国迄今上下2400多年历史，分列古代、近现代和当代3个时段；范围类别包括大事记、地理、史略、机构、义商、项目、风俗、规章、文献等10个组成部分，共计70万字，古今图片300多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