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这几天，２０１６年互联网领域第一案———涉嫌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的“快播案”，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圈内很火，法学专家、律师纷纷撰文；圈外也很火，段子手、时评手一齐上阵。“快播案”确实是一个“人性张扬”与“法律禁锢”相碰撞的典型案例，“快播”抓住了人们在网络虚拟社会中情色宣泄的欲望，占据了公众情感的“制高点”，有人为之鼓与呼也在意料之中。然而，也没有人会否认，“涉黄”对社会的危害及破坏。

　　“挺欣派”（欣：案件当事人之一，快播ＣＥＯ王欣）似乎在公诉人“无言以对”中找到了胜诉的信心，在新华社“要对快播案‘狡辩的权利’报以掌声”的评论中看到了“支持”，于是忙不迭地在喧哗与鼓噪中欢呼雀跃，仿佛正经历一场“狂欢”。其实，认真关注庭审的人不难发现，公诉人以法律询问，王欣以技术辩驳，相互之间“隔山打牛”找不到“发力点”，而如果留意新华网与人民日报的相关评论，则会发现一个在说程序权利，一个在说实体问题，不在一条道上但也并不矛盾。

　　案件没宣判之前，我们不便猜度结果。庭审之所以给公众一个“公诉人处于下风”的错觉，一则，因为王欣很有“以己之长，制人之短”的自辩能力，以自己深谙的网络技术来应对公诉人提出的法律问题；二则，公诉机关对本案的“技术问题”也确实准备欠缺。

　　案件的胜败，即使不完全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实问题。本案的事实用什么来认定，显然是“互联网技术”而不是“法律逻辑”，这恰恰是公诉人的“弱点”而是王欣的“强项”。公诉人在庭审询问中一直想避开这一“弱点”，却被王欣的辩驳一次又一次地“拉”回来。

　　技术问题是本案不可能绕得过去的“坎儿”，公诉人不愿直面这一“坎儿”，无疑是庭审“技巧性错误”。社会矛盾的普遍性决定了，法律人对于涉及专门知识的案件事实存在“认知困境”，说白了就是这一行当你不懂。不懂不能装懂，而应求助于“专家”，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人士判断，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而在本案中，作为鉴定人的“鉴黄师”虽然出庭了，但其证言与王欣的精彩辩驳相比，显然差强人意，这才是让公诉机关陷入困境的关键。

　　在“技术性较强”的案件中，公诉人“处于下风”的状况其实很常见，比如涉嫌医疗事故罪案件，被告人席上可能是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而公诉人可能对医学知识一无所知。只是在过去司法不公开的情况下，这种矛盾被模糊化处理，公诉机关的“丑”一直没有外扬而已。

　　在司法日益公开的今天，公诉人确实要顺应时势改变策略，否则很难与被告人站在一个平台上“华山论剑”。人家用技术“内功”发力，你一味地用法律“硬功”应对，难免吃亏。事实上，审判台上的法官与公诉人一样，也面临同样的困境，只是法官在庭审中“毋庸多言”可以“藏拙”而已。因为不懂技术，一些案件中，法官对鉴定高度依赖，鉴定结果甚至会成为影响案件判决的“证据之王”，这种情势下，法官有成鉴定人“牵线木偶”的危险。

　　本案中，如果公诉人引入“互联网专家”出庭支持公诉，让公众感受到一场“技术论战”的饕餮大餐，就不会显得如此被动；如果法官引入“专家陪审制”，由专家陪审员对本案的“技术事实”作出认定，判决结果就会让公众更信服。

　　在司法全面公开的今天，庭审不再是法律的“围猎场”，而是技术的“决斗台”。法律的公正有时彰显在法律条文之外，而不是法律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