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江

　　“去年我们面谈了１９０位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最后引进了十几位，大多数跑掉的是因为住房问题。”２月２日，深圳市人大代表、哈工大深圳研究生院院长姚英学炮轰“高房价”。在他看来，目前深圳高校引进师资的最大问题就是住房问题（２月３日《南方都市报》）。

　　长江学者是相关学术领域的领军人物，通常来说，一个地方引进长江学者，每年给予数十万元的收入基本是个起步价，除此之外，往往还提供一次性安家费。长江学者理当在当地过上足够体面的生活。然而，即使在相对发达的深圳，仅仅一个房价，便将长江学者“吓跑”了不少。莫非是学者们太过大惊小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长江学者的待遇，显然要远高于当地的平均收入，无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来务工者，大多数人不得不以更低的收入去面对同样的房价。“长江学者”被“吓跑”，问题恐怕并不出在给他们的待遇过低，也不是简单的为他们解决住房，便可迎刃而解的。

　　社会要发展，长江学者这样的领军人才当然不可或缺，所谓“庸才易得，帅才难觅”，没有这样的领军人物，再多的资源也可能难以发挥效用。只是，长江学者再卓尔不群，假如缺乏了中间阶层的强力支撑，领军人物无“军”可领，结果必然是孤木难支。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端人才与普通职业群体不那么稀缺，但假如以长江学者的丰厚待遇，都难以承受当地的房价，那些普通工程师、技术人员等专业人才的压力，更是可想而知，社会还能否维持均衡稳定结构，无疑更令人担忧。

　　基于上述视点，长江学者这样的高端人才也被高房价“吓跑”，这样的房价是否合理，以及其对于人才的挤出效应，对于当地创新发展的抑制作用，恐怕更需审慎评估并加以解决。当然，房价本身是市场现象，政府不能过多干涉，但当高端人才都难以承受的时候，其给其他社会阶层带来的巨大压力，难道不该引起重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