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国松            

　　为撰写一个家族史，我曾专门考证过古代官员品级的诸多史料，发现历代很多官名皆带个“知”字，如“知府”“知州”“知县”，还有约等于副宰相的“参知政事”，作为正职佐官的“同知”，品级通常不高的“知事”，等等。也真是，假如对某府某州某县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却热衷于发号施令，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答案是：难免糊涂，败绩连连！

　　不妨说说孙中山来浙东视察的事吧，１９１６年８月，孙先生乘火车来宁波，途经余姚时，王姓县知事（１９１２年起知县改称知事）率众到车站迎候，孙先生便在车厢内召见王知事。孙先生问：“余姚有多少人口？”回答是“不知道”，又问“有多少土地面积呢？”对方又答“不知道”。孙先生纳闷了，一个县知事，怎么连这两个最该知道的数字也说不上来，便话锋一转问道：“那么，就凭你所知的告诉我一些情况好吗？”王知事这下不假思索答道：“余姚每年的田赋共有七万两银。”孙先生一听就恼了：“你们做官的，只有向人民要钱的事才知道！”于是令王知事立马下车，“呜———”火车怒吼一声，直放宁波。

　　其实，为官者能知地情、察民意，仅是最基本的要求。从古至今，各级官府都从精神层面、思想高度，向官员提出理政处事的标准，即官员都得知道的“官之鉴”，或者说“知”为官之道。旧时官府衙门，多挂“明镜高悬”“俯仰无愧”之类的牌匾。河南内乡县遗存着我国保存最完整的封建时代县级衙门建筑群，古县衙以牌匾、柱联为载体，多处悬挂着封建吏治的一条条正统的行为要求，言简意赅，让人过目难忘。三堂是接待上级官员、商议政事之地，正中横匾上书“清慎勤”三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廉洁、谨慎、勤勉。它出自三国时期魏国权臣司马昭训长史之言：“为官者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当年那位最早挂出此匾的知县老爷，想必是为了让自己及属下，或许还有他的后任们目击心存，力行无倦。

　　当代也有类似的“官之鉴”，用辞不同，用心一致。北京新华门入内影壁，镌有毛主席手书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此言也广为各级政府部门所用，此外还有“执政为民”“勤政廉洁”“开拓进取”等等。一些官员办公室还挂有“淡泊名利”“孺子牛”之类的书法条幅，这一切，可谓“官之鉴”的当代版本。

　　说到“知”与“清”，令我联想到东汉“四知先生”杨震。他早年收徒授业，学生逾三千，人称“关西孔子”。五十岁时，有人硬请他出山，脱离教育事业进入公务员序列。在荆州做刺史时，他推荐一个叫王密的茂才（秀才，为避光武帝刘秀名讳而改称茂才），做山东昌邑县令。后来杨震调任东莱太守，途经昌邑县时，王密特来官驿拜望杨震，并悄悄以十金相赠。杨震不受，王密急切地说：“夜幕之时，无人知晓。”杨震厉声答道：“岂可暗室亏心，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王密只能羞愧而退。此事传开，人皆敬佩，便称他为“四知先生”。

　　内乡古县衙的“清慎勤”三字，“清”字居首，乃为官之根本，杨震身体力行；王密呢，没研究过他的生平，但至少不应贴上腐败分子标签，他赠人十金，并非为承包工程、跑官要官，初衷是感谢知遇之恩，只不过表达方式出了毛病。那么，人生路上的知遇之恩，到底该如何还情？我也不甚明了，只是想起了苏步青。

　　我曾到温州平阳一个小山村，拜谒苏步青故居，乡人告诉我一个令人感怀不已的故事。１９３１年，苏步青在日本获理学博士学位后衣锦还乡，前来拜望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乏达官显贵，苏步青却在人群中找到恩师陈玉峰先生，恭恭敬敬把他请到上座。原来，苏步青当年在家乡读书时，数学成绩老是“背大旗”，后经陈先生谆谆教诲，成绩突飞猛进。那天恩师告辞时，苏步青特地雇了一顶轿子，扶先生上去，自己一直跟在轿后，步行３０里把先生送到家。大恩不言报，惟见赤子情。苏步青没像王密那样以钱财谢师，他的先生却大受其情：“有如此学生，我不枉此生！”

　　围绕一个“知”字，引带出内乡古县衙的“清”、王密的“金”、苏步青的“情”。清、金、情三字，为官者尤应识之、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