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效仁

　　广州市中院日前审理了一宗“小官大贪”的典型案件。检方指控称，２００５年至２０１４年，４３岁的黄华辉在担任广州市人民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征用与整理一部副主任科员、业务指导部副部长、土地整理部副部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先后收受他人贿赂计８８９１万元。先后买下了１１套房产，１３处车位（３月２３日《南方都市报》）。

　　一个科级干部，不过是“芝麻绿豆官”，但千万莫把豆包不当干粮———不到十年，黄华辉利用权力之便，受贿高达８８９１万元，一不留神成了“小官大贪”典型。吊诡的是，这个“典型”是广东省纪委在查办另一个专案时发现的。换句话说，若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黄华辉的受贿行为可能会继续下去。

　　黄华辉在庭审结束时发言，几度哽咽，“本来自己是两边家庭的支柱，两边妈妈都已经７０多岁了，都长期受病患折磨”，请求法庭给予从轻处理的机会，好“多陪陪妈妈、妻子和家人，尽一个作为儿子、男人、家庭支柱的责任”。面对审判和囹圄之苦，几乎每一个贪官会哽咽落泪。但“出来混总是要还的”，犯罪的代价就是受惩罚，没有人可以免责。做贪官就不能做一个好丈夫、做一个大孝子。仔细分析，黄华辉之所以从小官变成大贪，除了个人的贪婪和恣意妄为，不能不说与职能部门的疏于监管，对其屡露马脚习焉不察，乃至法网疏漏，深有关联。

　　在特殊行业、特殊领域实行轮岗制度，应是杜绝官员利用权力寻租的一剂良方。连普通百姓都知道，房地产开发及拆迁是权力贪腐的重灾区，政府职能部门以及纪检监察机构更应心知肚明。让人不解的是，黄华辉何以负责征地拆迁长达十年之久？组织部门为何未能将其调岗，使其远离贪腐一线？既受“重用”，何以未能受到应有的制约？黄华辉贪贿近九千万元，并非把现金囤积在密室之内，难以为人察觉，而是全部变现，置买了大量房产和车位以及两辆豪车。尽管这些房产全部登记在他妻子、妻妹等人名下，但其家族突然暴富，为何未能引起职能部门的警觉？房产登记机构为何未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黄华辉和妻子一同到广东台山某家具厂，购买了５００多万元的家具，要运输到广州自然不可能无声无息，为何同样未能被发现？

　　２００８年，黄华辉和妻子结婚时，是到香港办理的婚姻登记。用他的话说“这也是为了规避风险”。这样的伎俩，居然也能瞒天过海？另据公诉人举证，黄早在２００８年就着手办理移民美国事宜，并花费４００多万元获得绿卡。如此大动作，仍然未能引起职能部门察觉，是不是该反思监管机制的漏洞？

　　十多年间，黄华辉居然可以“稳坐钓鱼台”，若非受他人牵连东窗事发，仍可安享贪腐的春秋大梦。这个案例充分暴露了反腐防线的疏漏，暴露了职能部门的监管缺位。我们应该明白，正是监管机制的习焉不察、熟视无睹和无所作为，才为小官成为大贪提供了丰厚的土壤。是该对这类现象予以强力纠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