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强            

　　每个作家都求变。孙悟空能十八变，这叫多样性。我小时候，特别羡慕孙悟空的另一招，拔一撮猴毛，瞬间变出多个猴子，替他招架妖魔，这叫同一性。我试着拔过汗毛，也模仿着吹一口气，纳闷奇迹怎么不会发生？这种神奇只能在小说里表达。多样性、同一性，均为作家的追求。我在赵淑萍、岑燮钧等人的小小说里见识到了这种“神奇”。从这一点上来说，宁波的几位小小说作家有了长足的进步。

　　我认同蒋一谈对小小说的两个理念：一是，小小说和诗歌的距离非常近，而诗歌接近于神秘主义；二是，当代中国的超现实主义文学正在悄然回归，这恰恰是中国年轻作家的成长机会。

　　神秘、超现实，符合赵淑萍小小说的特点。她在《有这么一棵树》中写道，“有这么一棵树枝”，枝繁叶茂时，它没有梦，不幸枯死，小鸟不敢接近它，风折断它的枝条，于是，它做起了梦，绿芽和鸟唱的梦。有人听见枯死的树里有琴声，那是一个小提琴手曾在树下奏出的曲子。当木匠要用死去的树制作小提琴时，木头的梦成了现实，生出了嫩绿的芽，却为难了两个人。两个人与一棵树，树是主角。破和立，死与活，人与树的关系，各有发现，那是诗的意象、寓言式表达。另一篇《小镇童话》，则是从奇特的角度写乡村的空：爸爸妈妈外出打工，只剩老人和小孩。怎么相处？小孩做游戏，老人不得不变成小孩。而且，玩的是老人小时候玩过的游戏。有趣的是，小孩不让老人返老，老人则要停止生长，等待小孩长大。赵淑萍运用“轻”的方式抵达现实之“重”。这类小小说成功的关键是，落脚点仍在现实。正如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魔幻是方法，现实是根基。

　　同样的素材，不同的作家表现方式各异。岑燮钧前两年的小小说特点，是一件事安置一个人，在事件的容器里写人，也就是注重故事性。现在，他的创作转向侧重人物，明显地甩开了单纯故事的笼子，让人物在命运的时空中流转。由注重故事转为重视人物，其结构方式、叙述语言均发生了质变。

　　与别的小小说作家加以对比，是一种有趣的研究方法。假如，岑燮钧的小小说素材，搁到孙方友的手中处理，会怎样呢？因为孙方友特别在乎故事情节的翻三番———抖包袱，所以，孙方友会张扬传奇元素。而岑燮钧却有意剥离且不追求传奇色彩，贴着日常生活写，减弱情节的骨感，体察柔软的情感，写出了小小说的另一种形态。如果说孙方友是上帝般的俯看视角，那么岑燮钧就是好奇者的有限视角。

　　岑燮钧在《名丑》里，塑造了金一笑这个人物。金一笑不取巧不投机，戏里戏外都丑，但他演活了武大郎。演潘金莲的美人肖梅芳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嫁给了金一笑，生了女儿。但越长越丑的金一笑告诫女儿：不能演潘金莲。肖梅芳２０周年忌日时，金一笑邀请同台的“西门庆”“武松”等老演员到场，拜托众人关照女儿。酒席中，他道出了女儿身世的秘密，他至多只是个养父。演了一辈子丑角，大美人能嫁给他，他宣称：“这是我演得最好的一出戏。”半年后，金一笑病逝，女儿遵其遗嘱，把一缕青丝放在他的怀里。名丑的大美！戏里戏外，浑然一体。

　　再来看岑燮钧的家族系列小小说，在《蓝边碗》里，穿越漫长岁月的蓝边碗，凝聚了浓烈的母爱———四个孩子中，母亲最关心、最心疼的是艰难年代出生的傻子。蓝边碗归傻子专用，时不时缺角。傻子滑进河里淹死了，母亲牵挂到８９岁。吃饭时，傻子用过的碗，她盛上饭，摆在对面，饭后，还洗碗。她对来探望她的孩子说：傻子在家。

　　岑燮钧的系列小小说里的人物都背负着历史的包袱，这种包袱表现为记忆的牵挂，由细节串起过去与当下。岑燮钧牵挂的是一种味道、一张照片、一个残缺碗、一缕青丝、一只公鸡、一架秋千、一张报纸、一种声音、一块瓦片等，可见作者对细节的敏感。这一连串有形或无形的物件，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小而轻，却那么大而重，饱含着难得的暖意。

　　小小说固然要讲一个故事，但又不仅仅是讲一个故事，古今中外的故事不过是那么若干模式。作家试图像孙悟空那样，欲跳出如来之掌，跳出故事的模式，弄出些许新意来。孙悟空翻了几个筋斗，但他很快发现，仍没跳出掌心。这是限制与突破的两难。他得意之中撒了一泡猴尿，那泡猴尿不就是所谓的新意吗？类似一泡有新意的尿的细节，正是小小说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