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挑战主要表现为“三期叠加”和“四降一升”。

　　“三期叠加”的第一个“期”，叫经济增长换挡期。“换挡”，意味着ＧＤＰ增速进入下行轨道。第二个“期”，叫结构调整阵痛期。中国经济的投资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等多年来存在结构失衡的问题，需要进行调整。但是调整并不容易，要付出一定的代价。第三个“期”叫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四降一升”具体来说是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和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一方面，工业品出厂价格已经连续四十多个月下降，而生产成本却没有随之下降，因而导致企业利润和国家财政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前期刺激政策使企业和各级政府的债务增加得很快，杠杆率迅速提高。

　　多年来，探寻经济增速下降的原因、从而提出应对方策，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归因于需求方的因素，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等“三驾马车”的力量不足，另一种是归因于供给方的劳动、投资和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因素发生了变化。大多数经济学者都认为，在分析一国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的时候，应当从供给侧的三个因素（劳动、资本和效率）寻找原因和对策。供给侧因素分析对于中国过去的高速增长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强的解释力，应是在稳住大局、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下，全力以赴，推进改革，以便提高供给质量，实现发展方式转型。五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它归结为一句话，叫作“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要意义在于提出了有别于依靠需求拉动的应对方略。至于结构性改革的含意，则是指在市场经济的总框架下对某些社会经济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进行的改革，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职能的改革，不应当把它跟政府用行政手段“调结构”混为一谈。现在存在一种倾向，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由政府“有保有压”、“有扶有控”地“调结构”相混同，我认为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

　　今年的优化结构要做的“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主要还是要靠发挥市场作用做两件事：（１）使经济资源从供过于求、低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流向供不应求、高效运营的部门和企业，实现资源的优化再配置；（２）建立兼容的激励机制，提振创新创业的积极性。

　　有些论者把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说“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等同于一般地加大政府在决定资源配置和调整结构中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提供公共品，而不是操控市场、干预微观经济和直接“调结构”。

　　什么是公共品？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平等竞争的经营环境；建立良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性科学研究体系；用ＰＰＰ的方式（公私合作模式）提供共用技术和牵头组织产业联盟开发新技术；用“补需方”等方式提供补助，以补偿正外部性和达到最低经济规模；组织对技术发展趋势的讨论和因势利导，提供非指令性的产业规划。政府太多地干预微观经济，其实效果不好。

　　由于推进改革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必须警惕“改革空转”、“文件不落地”等消极现象。必须“拧紧责任螺丝”，把改革的主体责任落实到位。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