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８０年代“老民光”旧照。（贺秋帆 供图）

去年，“民光影城”重新装修，新容迎客。（海客 摄）

　贺秋帆           

　　编者按

　　人们的记忆库里，总会留存几个固定席位，给那些特别的场景和面孔，然后让一生去回味。譬如，儿时的外婆家，同桌的你，那条当年显得很长如今看来却是又短又窄的小弄堂……你的记忆库里，是否还有一座天堂般的电影院？

　　2015年，当中国的电影票房超过440亿元，全年故事影片产量达686部，观影人次逾12.6亿人次，曾经历过“八亿人民八部戏”的那一代人，又将发出怎样的喟叹？极度的文化“饥渴”，遇上上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犹如久旱逢甘霖，出现了整个八九十年代的电影狂欢。那些年里，男女老少总是早早地赶到电影院，灯还没熄，人已魂不守舍。

　　地处宁波市区开明街的“民光”，见证了这段光辉历程。作为宁波资格最老的电影院，“民光”由宁波商人李济民投资建造，1931年开业。起初演戏剧，后兼映电影。2014年，“民光”被浙江省商务厅授予“浙江老字号”，成为我省唯一拥有这一称号的电影院。

　　作为60年代生人，我市著名影评人、乐评人贺秋帆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在“老民光”度过的美妙时光，它不仅能唤起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也为宁波电影发展史提供了一份活色生香的民间读本。

　上 篇

　　一角二分，梦回天堂

　　小时候跟了母亲住在鄞县乡下，只有寒暑假住宁波。记忆里，一到宁波，父亲肯定立刻带我去民光电影院看一部随便什么电影解馋，真是天可怜见。到“文革”后，禁片复映狂欢如火如荼，文化饥荒导致的热潮刚刚和我的启蒙同步，种子就这么播下了。１９７８年１１月起我到西郊的地区体校读寄宿，１９７９年上的中学就在天封塔下，我的祖居开明巷２号则靠东门街（中山东路），民光就在开明巷对门。我在开明街上日日行走，一晃５年，少年时代的记忆，一半倒跟电影有关。想想当时开明街一带的盛况吧，民光一等一地位自不必说，斜对面咸塘街转角有天然舞台，开明街南端城隍庙有民乐剧场，拐到南大路有宁波剧场，一条街周围放映地如此密集，我又居其中坐收南北行走之便，这便是造化———托纳托雷拍有自传体的《天堂电影院》，而民光就是我的“天堂”。

　　但我的民光记忆开始得还要早几年。现在算起来，应该是１９７５年春节光景，父亲带了我去民光看德黑兰亚运会（这是中国第一次参赛）纪录片，未及进门，我先看到的是工作人员钻进宣传窗调换海报，原来花花绿绿的纸头就是这样钻进去的。那个片子从头到脚是比赛，其中一段跑步场面，我至今记得父亲的耳语，“看，他们的脚步！”在民光看的第一个外国片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在平凡的岗位上》，讲一个电话线修理工冻死在电线杆上，而罗马尼亚历史巨片《达基亚人》则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宽银幕电影。

　　街坊阿成大我几岁，我对他的绝活崇拜不已，他可以把一部电影的对白分角色连带配乐和枪炮声背诵模拟出来，他在我面前表演过《平原游击队》和《难忘的战斗》，不消说，他是老资格的民光客，这奇人后来做了宁波第一批涉外导游，我亲眼见他吆喝一团日本观光客进梅龙镇用膳，把“鬼子”们编派得服服帖帖。《难忘的战斗》因为就在宁波取景，所以宁波人对它有特殊感情，民间流传关于该片的总结性段子，用方言道出，很见出宁波人的脑筋，而我就是从阿成口中听来的这段顺口溜：难忘战斗，粮食欠够，刘副区长爬墙头，秤柱（宁波话，秤砣）拷头，拷杀不赔。

　　老民光建于上世纪３０年代，最初做过戏院。民光的老，在我眼里是靠高高吊下来的两只老式风扇来体现的，这是老派的四张叶子风扇，夏日的午后乏力地转动时发出有规则的轻声，让我不敢坐到它底下去。《现代启示录》里威拉德上尉在西贡发呆时面对的也是这样一个电扇，怕都是一色的美国货吧。老民光１９４９年后直到拆迁，内部设施一动未动，４０年间，那木板摇椅噶吱嘎吱，承载了多少人的欢乐和激动。老民光有两个老头，一个在外面卖电影公司编的“电影介绍”，是一瘦瞎子，全靠手摸纸币来判断面额，这人另外一招就是叫卖，同一张介绍纸，叫卖因电影而变，比如《叶塞尼亚》，他这样吆喝：叶塞尼亚，吉普赛人找对象，两分一张快来相（甬上方言，意谓看）；过两天放《伟大的公民》，他又换种喊法：来看伟大公民，反革命搞暗杀，两分铜钿看介绍。另一个老汉高胖身材，山东口音，电影开演时要是有人抽烟，他会拿手电逼住大声断喝，从未有人敢跟他理论，也不知什么时候，就再看不见了他的身影。

　　我记事起，宁波４：３银幕的电影是１角２分一张票，宽银幕是２角，后来有一种遮幅式１角６分，上下集加倍，学生场减半，但学生场常常安排在吃饭时间，人称“饿杀电影”。票子紧张时就像今天的春运，排队买票人挤人还不一定买到理想场次和位子，我这种屁孩挤着买票，就会有不少后生围上来搭讪帮我买票，答应了，他就占了你位子，一带两便，把自己的票也买了。民光门口成天围了一群人倒腾票子，他们后来与时俱进，到开明巷门口的侨汇商店外倒起了国库券和外汇，成了宁波地面的打桩模子。很长时间里，我的理想一直是做一个电影院门口检票的，这样可以无限制地看片，但后来发现，每当电影开演，民光的工作人员便坐在放映厅外聊天，对于一墙之隔的新老电影，他们并无兴趣，这也引发我对成人世界的最初困惑。

　　有个民光卖票的老街坊一度受我羡慕，他常常对我们聊起新片动态。阿兰·德龙演的《黑郁金香》，他一口咬定说是《佐罗》续集，这就错得离谱了———我就慢慢开始放弃电影院谋生的念头。他在老民光关门以后，到街口摆起了自行车摊，开明街近２０年拆迁动荡，他的摊子艰难维持着，不知光景如何。老民光对门是一个国营饮食店，卖大饼油条糖糕光面馄饨，搁门口的油锅边日日当班动作麻利脾气泼辣的一个年轻女子颇有几分姿色，她拿一双长长的黑筷，做、钳、收钱找钱独手落，我常被她千手观音一样的手艺吸引，所以凡是路过，总会欣赏一番。十年前我在月湖边上还见过这油条仙子，已然青丝难觅体态发福，猛然感觉，岁月就这样流逝了。上世纪９０年代，我常去咸塘街棋馆泡，遇见一个二段棋手王峰，据说开创过宁波棋坛“王峰流”，有一次说起了自己的行当，居然是民光的放映员，也不知道我以前看过的电影有几部，是来自他的劳作。上世纪７０年代末宁波还没有摩托车，骑脚踏车就很威风，他们在各影院之间跑片，这工作可不能出错，《天堂电影院》里因为跑片未到而爆发的骚乱并非虚构，所以跑片的更牛气了。现在的新民光早加入了院线，拷贝只在内部几个厅流转即可，谁还跑片呢？ 

下 篇

　　成长同步，且行且远

　　童年的记忆真奇怪，我居然记得看什么电影在什么场合坐什么位子。民光楼上楼梯口的后面两角还各藏着５个位子，绝对距离上算，这是离银幕最远的地方，我在这里看过《生死恋》和《蝙蝠》，伸长了脖子。一般认为，最好的位子是楼上一排的中央，但我买到这种票的机会微乎其微。最差的位子是楼下一排角落，坐这个区域，不但头抬得酸，还会有斜视歪脖的可能，这是影迷的必要代价。楼上的好处是可以到放映孔里看里面的工作状况，３５毫米的放映机上还连着烟囱，功率肯定很大，童年时代那种对放映设施的兴趣后来在《天堂电影院》里得到了共鸣，我最关注的是两台放映机交接的刹那，如果能够回头目击这一瞬间，那么当日看片的滋味将大大提升———因为里面还藏着对未知事物的探索的乐趣。我在乡村看８毫米电影的时候，就一台机器，中间要换片好几次，那种扫兴就甭提了。

　　电影院和剧院的银幕不一样，剧院因为晚上要演戏，幕布可以移动，电影院则把银幕做死在台上，民光的银幕边上是黑黑的背景，银幕部分刚好容纳放映机投射的光亮范围，四个边角做成弧形，这也许见出宁波人的精细。我到外地看电影，电影院无一例外就是一块大幕布，至于放映用去多大面积则无人在意，民光的幕布符合大众的偷窥心理，宛如一扇窗户，框的大小等于是视野的大小，那感觉就极是神秘舒服。仔细再看民光的银幕，发现并不是严格意义的长方形，而是上窄下宽略呈梯形，我寻思是放映机在楼上、银幕在楼下之故，光线斜的下来，下边自然要宽些了。但是民光的银幕跟隔壁的天然舞台比，好歹是块完整的布，这天然舞台的幕布则是一个拉进拉出的摆设，幕布上道道针织都清晰可见，而且不很平直，它就根本没有在观众心理上花过什么心思。那会儿，喇叭都藏在幕布后面，不像现在多声道环绕，我当年听到的电影里的好声，都是单声道的，以致后来听唱片，听老旧的单声道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宁波的电影院，声音最好的是人民电影院而非民光，这个问题后来被一个发烧友回答了，因为全宁波只有人民用的是电子管扩大机，俗称胆机，怪不得声音甜而通透！我后来听音乐，追求发烧级别的器材，也有这个遥远的影响在。

　　民光的几个观影高峰很值得记上一笔。第一个是朝鲜电影《金姬和银姬的命运》上演的那阵子，那架势已经到了“满街争说金银姬”的地步，可惜我未能赶上看一场。第二个是越剧《红楼梦》复映引发的全城争票高潮，民光的票窗全线飘红，当时宁波但凡有个会场的，都争着当电影院来使，还不能满足需要。街坊有个老太太，竟然创下了连看７０场的记录。国人对电影的饥渴，完全是人为的文化痛史结束后的一个反弹。再一个是１９７８年１２月《追捕》上映，这是值得纪念的日子，中国开始了引进国外商业电影，以配合三中全会的转向宣传。

　　１９７８年深秋，远在农场的母亲来体校看我，我说周末《追捕》的电影一定要买到票哦！母亲后来排了一个下午队，买回来的是仅剩的午夜１１点２０分的票———现在想起来，这是我体验到的最关键的一次母爱———吃了饭，我赶紧睡觉，母亲说到时自会叫醒我。某种程度上，《追捕》改变了我的人生，就在我开始积累现实社会的认知的时候，一个由西方二三流电影组成的世界在向我招手，领头的就是《追捕》。我并且意识到，孩子和父母之间须有一种共享的话题，在体校读寄宿起，我和父亲形成了默契，我周末回来，带来食堂的一份菜，装在搪口杯里，从三官堂宁波师专住校周末回家的父亲肯定在桌上放了电影票，然后吃饭聊天散步慢慢走向民光。有一次，父亲备下了两部电影的票子，一个是当晚的罗马尼亚电影《勇敢的米哈依》，一个是隔天的《血碑》，魏鹤龄主演的，这于我，简直形同饕餮。看完那些名著改编电影如《巴黎圣母院》《简·爱》《悲惨世界》《王子复仇记》《基度山伯爵》等，回家路上的必修课，就是听父亲讲电影与原作的点点滴滴，这种文学角度的耳提面命，成了我的另一次启蒙。

　　１９７９年，宁波上映的外国电影有新译制的，也有复映的老片，老的首推《流浪者》，新的特别要说的是美国的《车队》，我是从西郊步行到民光的，兜里只有二角钱，坐公交就看不成电影了，我度过了一个秘密而快乐的下午。现在想起来，这可是第一次接触好莱坞暴力美学大师佩金帕的电影啊！中学时我成绩一塌糊涂，父亲因此大大减少我上影院的机会，而且断了我零花钱，但我还是记得那次放浪的经历：逃课去民光看《佐罗》。班主任第二天就来告状，父亲对我是一顿修理，而我的耳边响着童自荣的声音：“杀一个好人容易，杀一个罪人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日，父亲对我郑重其事地说，“并非每部电影都要看的———将来你会发现你能看的只是电影里的很小一部分，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一个人的才能，来自于他读的书，而非电影！”现在来看，这话也不一定站得住脚，特吕弗和昆丁就是因为少年时代看片无数成就了日后之名，我想，书没读好，总还可补救，但电影启蒙过了时间，上帝就不再眷顾了。

　　８０年代起，电影院一票难求的紧张时代就已经过去，场内七零八落的空位子越来越多，人们对于票子上的位子标注也越发淡漠，尽管去坐便是了。每到夏天，近旁的宁波剧场的广告上会打出“冷气开放”字样，老旧如民光者，特别是白天，生意当然是清淡了。到上世纪９０年我毕业回家参加工作，发现民光已然门可罗雀，彼时宁波其他影剧院纷纷转向开舞厅开录像厅，民光最惨，就等着拆迁的黄榜———这其实是中国老式电影院共同的时运。港台流行文化杀进大陆后，娱乐群体开始分流，老民光落伍了，珠黄了，带着我成长的记忆完成了它的使命。

　　延伸阅读

　　少女毛尖：

　　普普通通的愿望

　　在当下宁波籍作家中，毛尖以电影题材的书写，崭露头角并独树一帜。她在书中，以俏皮、机敏的笔调，记录下童年、少女时代在家乡的观影经历。有哲人云：人就是他所吃“东西”。那些看录像、看电影的懵懂体验，或许是成就今天“作家毛尖”不可或缺的人生铺垫。

　　录像厅

　　从宝记巷穿到槐树路，跑过解放桥，过体育场过中山公园，就到了。这条路我们平时上学走半小时，但偷跑出去看录像只有１０分钟。

　　录像厅在宁波的出现，大概也是我人格分裂的开始。我一边在老师家长眼皮底下做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边跟着表弟出入父母严禁的黑色场所开始江湖生涯……那是上世纪８０年代中，老师家长开始看到武侠片的危害。

　　有一回，也是去看武侠片的，可电影开场，我们就觉得有些不对。当时全国人民还不会使用“淫荡”这样的词，反正，片头传出的那些“格格”笑声，从来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听到过，混合着银幕下面的兴奋口哨声，我们预感到有一些大事要发生。那年，我１４岁，表弟１３岁，第一次在银幕上看到了女人身体。

　　放映结束，电灯噼里啪啦打开，一个小青工扫了我们一眼，说“两个小人也来看录像”，顿时让我羞愤不已。回家路上，我们第一次没跑，仿佛脚步有些虚，又仿佛这个城市是恍惚的，表弟甚至没叫我小姐姐，他叫了我的名字。那名字听上去也是陌生的，好像我们的童年，随着他这一决定性的称呼，结束了。

　　这里（录像厅）的人平均年龄要比电影院小，但却多少染着点蔫尔吧唧的气息，或者说，那就是颓废……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的青春中，都有这样一个录像厅吧，它收藏我们狼奔豕突的精力，然后，我们长大，不用内疚地就抛弃它。

　　电影院

　　参加工作以前，最美好的记忆都和电影院有关，它见证了我最辉煌的人生经历。我在那里出席了一次又一次市级三好学生表彰大会，参加了一场又一场文艺汇报演出。

　　从舞台上下来，铃声响三下，灯光暗下来，然后主持人宣布表彰大会结束，现在请大家观赏《简·爱》。黑暗中，我很多次抬头看头顶上的那束光，觉得这就是上帝说的那个“要有光”，而且，靠近这束光的人，也经常是不错的人。

　　一次，《神秘的大佛》公映，但父母说，这是恐怖片，小孩不能看，而他们自己却完全不顾我们的感受，吃完晚饭就往电影院赶。恐怖片！对于小学二三年级的我们，就像色情召唤二三十岁的兄长。我们心急如焚地在家里找钱，一分两分都好，只有凑够一毛钱，就能买一张儿童票，而且，只要买到一张儿童票，我们就有本事把两三个人轮流弄进电影院。

　　我们翻箱倒柜地找钱，妈妈的抽屉，没有；外婆的席垫，没有；爸爸的书架，没有。电影就要开始了！大概是被绝望弄疯了，我们决定空手前往电影院。电影已经开始，门口就站一个老头把门。我走过去，对他说，我是刚才出来买冰棍的。老头问，你的冰棍呢？我说掉地上了，并且舔了舔嘴。老头同情地看着我，让我进去了。我一进去，就被电影吸引，完全忘了自己还有责任引开老头，让我姐姐和表弟进来。

　　我就站在最后一排的角落，看完了整场电影，在海能法师被蒙面人挖去眼睛的刹那，我还一头躲到旁边陌生人的怀里，把那女人吓得魂飞魄散。

　　电影散场，我发现姐姐和表弟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他们也进来了，是看门老头放他们进来的。那个年头，电影院的看门人就是圣诞老人，他知道我们撒谎，知道我们耍的小小诡计，但他不拆穿，他慈悲，把我们当自己家的孩子。

　　（节选自毛尖影评、随笔集《永远和三秒半》 整理：海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