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４月３日，从外地来北京办事的女士弯弯（化名），在朝阳区酒仙桥北路望京７９８号和颐酒店入住时，被陌生男子跟踪后，在酒店内遭其强行拖拽，并被抓住头发用力撕扯，后因围观者增多，陌生男子逃走（４月６日《新京报》）。

　　与该事件一起在网上传播的，是一则遇歹徒强行拖拽时求助的小技巧：在宾馆，能砸你就砸最贵的设施；在街上，能抢手机就抢手机，能划汽车就划汽车……这样，谁也不能把你拖走了。

　　求助当然是有一定技巧的，目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别人的注意。但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女子被歹徒强行拖拽事件，平时管用的技巧就不顶用了，因为不是没人见，而是没人管。通过故意破坏他人财产的侵权行为，让自己与他人建立起某种关联———你如果不救我，你的损失将无法得到弥补———这也真是一种无奈之举，一根当事人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也只有这样，才能戳穿挡住围观者的那堵无形“冷漠之墙”。

　　营救落难的同类，自然界许多动物有这种本能。然而，在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人类身上，有时候我们却看到了这种本能的退化。在一些网络视频中，小狗守在被撞死的同伴身边不忍离去、大象围着病死的同类哀嚎等等，我们常常为之感动，原因就是我们知道这种本能的弥足珍贵。

　　人之所以在自然界中成为最强者，是人与人之间合作的结果。这种合作除了靠亲情、友情等情感联系外，还靠道德规范、法律制度、社会规则等行为规范，如果这些失效，人人将成为受害者。就本起事件来说，首先要梳理一下法律责任问题，酒店对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这一点显然没有做到。

　　围观者为什么不向受害者伸出援手？他们不是不愿，而是不敢，怕！怕被歹徒所伤，怕事后受到牵连。其他人可以怕，但酒店的服务人员怕也得处理，因为这是你的法定义务。如果士兵因为怕就可以不向前冲，警察因为怕就可以退避三舍，那么这个社会也就没有任何规则可言，只能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

　　对于一般的旁观者，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找到他们“怕”的原因，而不是简单的口诛笔伐和道德谴责。笔者认为，很大一个原因，在于法律对“正当防卫”规定过于严苛，同时对“见义勇为”行为褒奖不力。现实中，许多防卫行为事后因为“过当”而被法律追究，许多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就是例证。对“善”要求过高，就是对“恶”的放任纵容。

　　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来到这个世界就与其他所有人订立了某种契约，物质利益的来往靠法律契约，行为生活的交往靠精神契约。谁都有可能遭受危难的时刻，都有可能成为弱者，如果不在别人危难时候伸出援手，难保哪天自己也要吞下孤立无援的苦果。因此，众目睽睽之下，我们不能让求助者靠“技巧”，而要靠人与人之间的互助本能，靠精神契约，靠法律撑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