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民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公众史学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尽管公众史学在美国已经颇具声势，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的公众史学亦如火如荼地铺开。对国内历史学界而言，公众史学尚属新鲜事物，从定义到内涵，还没有达成共识。宁波大学钱茂伟教授所著《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一书的出版，恰逢其时，无疑具有解惑、介绍和推广的意义。

　　何谓公众史学？按照陈新教授的定义，“所谓公众史学，是指由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也即历史学应该走出殿堂与大众进行互动，满足现实民众对历史的需求。当国人已经默认了由易中天等中文系教授讲史，由网络写手普及历史认知，习惯于通过电影、电视剧获取历史知识的时候，历史学家不再无动于衷，希望介入到历史学的传播中，致力于历史专业知识与社会需求的结合。如果说陈新教授是从职业历史研究者的角度出发的话，钱教授则转换了思考方式，指出公众史学“表现为参与群体的革新，提倡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认为在公众史学的指导下，职业历史研究者不再是唯一具有话语权、解释权的掌握者，普通人也可以记录自己的历史、身边的历史。正是这一角度的转换，《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不仅将普通老人的回忆录纳入到公众史学的框架之中，而且将网络上的“民间历史写手”置于“公众通俗写史”中加以考察。指出：“如果从责、权、利三者和谐统一关系来看，公众史学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的史学形态。公众史学是公众、专家均可以参与进来的新史学形态。”这无疑有助于打破历史学科的藩篱。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强调了另一个观念：公众史学“首先表现为书写对象的革新，它以公众小历史为主要书写对象”。也即历史不应仅以精英人物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普通民众也应成为历史研究的主体。这一观点无疑脱胎于西方史学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平民史研究。钱教授的贡献在于将这一观点纳入到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中加以理解。以１８９５年梁启超先生提出的“君史”“民史”观念统领中国的公众史学。从国家、社会理论入手，将国家区分为“政府型国家”和“社会型国家”两种形态，指出中国是“政府型国家”，导致现有文献以官方记录为主，记录对象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百姓则没有权利表达其真实的意志”，从而指出民史研究的必要。并大声疾呼：“‘民史’理论可以成为中国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没有‘民史’力量作支撑，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将会迷失方向。”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还强调一个观点，即“公众消费”。历史学并不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是所有人都抱有兴趣和好奇心的知识来源。历史研究固然只能是象牙塔中的精神产品，但是历史知识却是全人类共享的资讯。这也就是年鉴学派倡导者布洛赫所强调的，“即使人们认为历史学没有别的用途，至少还可以指出它有消遣的意义”。既然历史知识可以作为消费、消遣之用，那么历史学也就不能仅仅关注于历史研究，也应关注于通俗史学。在此点上，钱教授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科普意义上的通俗，一是消费意义上通俗”。

　　以这三方面内容为中心，钱教授构建了他眼中的公众史学：“公众史学是‘大众之学’，本质上是史学的社会化或史学的大众化，这意味着公众参与、书写公众、公众消费三大方向的变革。”

　　《中国公众史学通论》更为重要的贡献则是对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及各个分支学科的确立。作为国内第一部有关公众史学的专著，钱教授在这一问题上煞费苦心。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明确指出：“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学问体系。它是一个学科群，是由几门分支学科组合而成的体系。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有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并对每个学科分支详加阐释，兼顾理论与实践。以公众影像史学而言，钱教授不仅在概念上辨明了影像史学、图像史学、形象史学之间的区别与联系，而且从“生活世界”“文本世界”出发，将绘画、照相、录像三大阶段的发展历程提纲挈领地加以展示，也对当下“互联网＋”时代的特点予以概括。在说理之外，还用“公众影像建构”笼括实践活动。可谓是纵论古今，理论与文献、现实紧密结合，为我们呈现出公众史学分支的清晰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