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伟伟

　　小时候，外公常历数村里出来的大学生，希望我也能跻身“读书人”之列。待我读大学时，大学生已不稀奇，到如今，大学更成了普及教育。可我依然对真正的“读书人”心怀敬意，他们不是微信朋友圈里那些所谓的“样样略懂者”，也不是可背多少位圆周率、能诵唐诗千首的“超级大脑”，而是那种诚意、求真、有节的“学人”。

　　近些年，不少人追思缅怀晚清民国时代的大师风骨，人们也常提到“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家宝总理曾回应：“钱学森先生讲过两点意见，一是让学生去做那些前人没有想过和做过的事情，没有创新，就不会成为杰出人才；二是学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识，学理工的要学一点文史知识。”社会各界对此情况多有反思，有院士认为浮躁情绪是人才培养最大的敌人，有专家指出“学生疏于独立思考、缺乏主动学习的精神，是我们遇到的困境”。近读刘梦溪先生《现代学人的信仰》一书，虽是一本随笔集，却不经意间回应了这个“时代之问”。

　　１９３８年６月，马一浮在赠浙江大学毕业诸生的序中，引《大戴礼·哀公问五义篇》对“士”的解释：“所谓士者，虽不能尽道术，必有所由焉；虽不能尽善尽美，必有所处焉。是故知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知；行不务多，而务审其所由；言不务多，而务审其所谓。知既知之，行既由之，言既顺之，若夫性命肌肤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若此，则可谓士矣。”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王国维、马一浮、陈寅恪、张荫麟者，皆心有高志，胸有怀抱，虽颠沛辗转，却不改初心，以求“花枝春满，天心月圆”。可见，抛去外因，杰出人才当有“自省之心”“恪守之志”“笃行之力”。

　　刘梦溪说，古人论学，标举才学识三目，又以义理、考据、辞章分解之。义理可知识见深浅，考据可明积学厚薄，辞章可观才性高下。我理解所谓义理以求思之精深，考据以求知之广博，辞章以求言之气象。如今时代，信息急剧生成流动，我们多讲求消息传播的速度、广度；学界常谈概念、范式、话语，较少步步为营的考证与根植实践的思索；言语则追捧“驳杂新奇”或“云遮雾罩”，而不以通俗雅致为上。回归“才学识”的本位原则，可说是当下读书人之要。

　　读此书时，另有一个真切感受，现代学人中，既有负笈海外、学贯中西如陈寅恪、冯友兰之辈，也有钱穆、熊十力这样浸润国学、自成一系的儒者，可谓“唯才是举”“英雄不问出处”。写出《新唯识论》的熊十力，几乎没有上过学，只跟父亲及另一乡塾先生就读极短时间，但他失学而未“废学”，即使为乡人放牧，也以苦读为乐，后经梁漱溟推荐被北大聘为“特约讲师”。学兼四部的国学大师张舜徽，没有进过学校，完全靠刻苦自学，成为著作等身的一代通儒。“中岁益增自觉，竟以十年之功，将３２５９卷的二十四史通读一过。晚年，学益勤，年逾七旬，仍勤奋为学，孜孜不倦……雨天房子漏水，就用面盆接住；水从室外灌进屋里，就整天穿上胶鞋写作。”如此意志、勇气和毅力，可谓读书人之楷模。

　　当然，自古以来，真正的读书人，绝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腐儒，而是具有“家国天下”“心系苍生”情怀的赤子。遭逢变局，更是仗义执言、以笔为刀，乃至拍案而起。陈寅恪晚年，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写了８０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借传修史，旌表民族气节。晚清谭嗣同以“纵人”自许，志在超出地球，最终甘为变法流血牺牲。

　　今天，做一个怎样的读书人？掩卷思余，唯愿仿效先贤一二，做一个安静的读书人，理性求思，勉力而行，不虚度此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