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慧卿 作新华社发

　　林永芳            

　　儿时在乡村，不止一次听老人说过这样一个传说：从前有个恶子，嫌老人衰朽无用“拖累”自己，于是有一天让儿子帮他一起把老迈不堪的爷爷放进藤椅，抬到深山老林丢弃，打算任其自生自灭。返回时，他将藤椅顺手扔掉，可他儿子立即又把藤椅捡了回来。他问：干嘛要捡回来？孩子认真地回答：等你老了，我好用这藤椅抬你呀！他大为震惊，赶紧返回遗弃老父的地方，将老人抬回家颐养天年。

　　当乡邻们引述此故事时，难道是旨在论证古时生产力水平如何低下、生存资源如何匮乏、残酷的“弃老”陋习如何不绝如缕吗？不。他们想要进行的分明是一场“上行下效”的家庭版警示教育：你在做，他在看，你今天怎样为人处世，将来孩子就会怎样如法炮制。

　　一个家庭如此，那么一个社会又是怎样呢？史载，公元77年，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的长子、国舅马廖上疏长乐宫，剀切陈词：“夫改政移风，必有其本。传曰：‘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长安语曰：‘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为投楚王之好，竟然宁可纷纷饿死，身居高位者的示范引领作用是多么强大，多么可怕！

　　历史上还有许多同类故事。比如“越王好勇士”、“齐桓好衣紫”———因为越王勾践喜爱勇猛之士，所以将士争先恐后，在越王主持的一次演练中，蹈火而死的近臣就有一百多人；因为齐桓公喜欢紫色衣饰，以致“阖境不鬻异采”，齐国境内都没人卖其他颜色的东西了。居高位者哪怕一个小小爱好都足以引领潮流，并且老百姓往往不会傻乎乎地光听你“怎么说”，而是看你实际上“怎么做”。

　　其实，孔子对此早已有过高度概括：“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里“君子”二字。指的不是今天所说的“正人君子”，而是身居高位的上层人物。鲁国掌权者季康子对孔子说：“我打算反腐倡廉，杀掉无道贪官，以此成全贤能有道的人，怎么样？”孔子回答：“您治国理政，哪里用得着全靠杀戮的手段呢？在位者的品德好比风，在下者的品德好比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必定跟着往哪边倒。”

　　成语“风行草偃”，说的就是官德和民风之间的这种关系：民风正不正，关键在于“君子”怎么做；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谓予不信，试看有些人开出的弘扬国学、坚定信仰、培树典型之类的“处方”，为何治不了民风不淳、官风不正，假酒、假药、毒奶粉横行于市的顽疾？症结就在于，“导师”问题成堆，所推销的“思想”又如何能令人信服？

　　道理并不复杂，人们也并非愚蠢。可如何将“不正”者真正摒弃于“上梁”之外？至少得守住两个环节：其一，当政者要率先垂范；其二，要确保举贤才、用贤才。由于人性中天然具有好逸恶劳、趋利避害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善始易、克终难，若没有持续不断且稳定的外力来制约、监督、鞭策，仅靠当事者的自觉，是不可能做到时时、事事率先垂范的。缺少了制度的保障，“风”往哪儿吹，全凭身居要职者一念之差，听任“风行草偃”实在太靠不住。

　　有鉴于此，现代政治设计中用了两招———以“民选”来保证“举直错诸枉”（将正直的人才选拔出来，可以让邪曲之人也变正直），以“法治”来防止“举枉错诸直”，从制度上确保邪曲不正的人伪装得再好也无法久据高位，肆意污染吏治和民风的“水源”。唯如此，才能使蛮荒状态下忽东忽西的“风行草偃”，进化为稳定有序的“万木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