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佳 李维昶 雷少　　

    在刚过去的4月，宁波迎来了一场跨越千里的文化盛会———“东亚文化之都·2016宁波”。

　　这张“名片”花落宁波，来之不易又实至名归，是宁波几千年的文化底蕴、历代宁波人共同努力促成的结果。

　　宁波历史底蕴深厚，追溯过往，40多年前河姆渡遗址的“横空出世”，搭通了古今的命脉，打开了“远古宁波”一扇时空之窗……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一起去品读当年的“发掘”故事。

　　东经121度，北纬30度，位于四明山和慈南山地之间的姚江流域腹地，原为余姚县罗江乡渡头村旁的丘陵坡脚处，就是这里，43年前，一个史前古村落遗址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河姆渡人在此渔猎、建房、种稻、挖井……繁衍生息。

　　40多年过去，学者们对这群生活在７000至５000年前的远古人类的研究早已经不是几句简短的讯息了。然而，当年发掘的经历在遗址的发现者、发掘者、见证者的记忆中，仍鲜活如昨。

　　（一）

　　说起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宁波党史二卷中这样记述：“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建设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宁波的考古工作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如河姆渡遗址便是这个时期发现和发掘的。

　　1973年春夏之交，余姚县罗江公社（今属余姚市河姆渡镇）为解决地势低洼而频发洪涝灾害的问题，在姚江边上的河姆渡渡头村开工兴建一座排涝站。

　　当地群众日夜赶工，就在他们挖到1米多深的时候，开始遇到了“麻烦”，一些杂乱的东西和石头影响了施工的进度，再往下挖时，又陆续发现鹿角、象牙等物。

　　“我感觉这是老祖宗的地方。”时任公社副书记的罗春华赴现场调查后，马上派人把挖出的器物集中保管起来，并立即电告余姚县委和县文化站。县文化站干部将察看情况报告给文化站负责人，请求转报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简称省文管会），同时与区、公社负责人取得联系，要求暂停施工，保护现场。最后经余姚县革委会批准，工程暂缓施工。

　　省文管会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人前往察看。在带回的一些标本中，专业考古人员发现“端倪”，其中的黑陶片不似当时已知的良渚文化遗物。为尽快弄清情况，省文管会、省博物馆的专业考古人员急赴余姚，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于是，蜚声中外的河姆渡遗址在这看似偶然的机遇中“破土而出”。

　　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之前，几乎所有的出土证据都表明，中华文明在公元前3000年诞生于黄河流域，而在黄河流域之外的地方还没有发现更早期人类活动的证据。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了长江流域也有灿烂的史前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文明的摇篮。

　　尽管至今在其他区域也陆续发现一些长江流域的远古遗址，然而，河姆渡遗址是第一个被发现的。数量庞大的出土文物带给人诸多“不可思议”的惊叹，而又是那么实实在在地呈现于眼前，为世人率先提供了无数参照与猜想，其意义、价值与地位可以说无与伦比。

　　（二）

　　河姆渡遗址总面积达4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文化层。1973—１９７４年、1977—１９７８年，在宁波、余姚当地党委和革委会的支持下，进行了两次科学发掘，出土了大量文物。

　　这两次发掘，无论发掘人员的数量、学术素质以及发掘的组织和规模，都超过浙江境内以往任何一次考古发掘。尤其是第二次，用“全省田野考古大会战”来形容，亦不为过。

　　考古工作非常严谨，只有这样，河姆渡遗址中的文化内涵方能客观、完整地保存下来。

　　在第二次发掘的100多个日子里，参加发掘的姚仲源记得，当时除了白天坚持8小时野外工作外，到了晚上，每个考古工作者必须认真完成当天发掘出土的小件编号器物的上墨制卡、填写探坑出土器物登记表和坐标图等，每晚还要坚持写当天的发掘日记。

　　为了保证每个探方可能会出现的遗迹或文物不被破坏，探方里不准使用小凳、小椅之类的坐具；为了保证不让“后期的东西”混入探方，每一天每一个探方的坑口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个考古人员需用的工作包都不准带入探方内。当时的工作现场常有这样一景，一出文物，考古人员就“上蹿下跳”。

　　据姚仲源介绍，当探方揭取表土之后，接下去的发掘就不能“大刀阔斧”地干了，必须使用专门为考古发掘打制的小锄头、小洋镐、小铲子等工具一点一点地“磨洋工”了，每天每一个探方的掘进深度不会超过10厘米。

　　对有些重要遗迹现象、地层划分等，考古工作者采取了“集体会诊”的方式来推进问题的解决，成效不小。在第二次发掘中，他们把河姆渡遗址第二、三文化层各细分出A、B、C三个小层，第四文化层又细分出A、B两个小层；在第一、二、三文化层新发现了27座墓葬、20个灰坑，剥剔出不少芦苇编织物等遗迹。

　　考古发掘不是发掘到一批遗物、遗迹就算完成任务了，还要及时、正确、全面地使用各种考古发掘记录手段记录下来，方算完整。为了将2000平方米的发掘坑底部木构建筑遗迹的全景按俯视角度拍摄下来，当时还请来了东海舰队的直升机来支援，这在浙江考古史上也是“第一次”。

　　（三）

　　河姆渡遗址发现不久，对河姆渡出土文物的碳十四测定也有了结果。最上面的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000年，最下面的第四文化层距今已有7000年。这个结果让所有的考古人员十分惊喜：这里埋藏着人类7000年前到5000年前，近两千年的一段历史。

　　两千年，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但就是在近两千年间，河姆渡人创造了多项人间奇迹。

　　出土的骨、石、木、陶等文物便达6000多件，许多文物，像象牙雕刻件、漆器、陶制艺术品，价值极高，堪称国宝。遗址中，还有远古水井和大量保存完好的稻谷与典型的干栏式木结构建筑房屋。

　　河姆渡人雕刻的艺术品令专家折服。参与河姆渡遗址发掘的林士民记得，当时不少专家看了象牙雕刻后，都不相信这是新石器时代的作品，如果不是看着它们出土，这些专家一直断定这是商朝或者战国的东西。

　　“干栏式建筑”令河姆渡一举成名。遗址中，一排排木桩和板桩，沿着小山坡呈扇形分布，颇有规律。这种干栏式建筑，大的长23米余，深约7米，前廊深1．3米。许多木构件上有榫头和卯口，说明采用了榫卯结合的技术，这是我国现已发现的古代木构建筑中最早的榫卯。

　　若亲眼目睹从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和谷壳堆积层，你会觉得“江南鱼米之乡”，实至名归。

　　在河姆渡遗址所有的发现中，以人工栽培的稻谷的发现最被世人津津乐道。在遗址第三、四文化层，除大片木构建筑遗迹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出土了包括骨耜在内的农业生产工具和大批稻谷、谷壳、稻秆、稻叶。堆积层相互搀杂，平均厚度在40厘米至50厘米之间，有的已经烧焦，有的保存完好，有的稻叶的脉络和根须很清楚，谷壳基本上还是金黄色的，不失原来的形态，甚至连颖壳上的纵脉和纤细的稃毛仍清晰可辨。遗址中发现的稻谷，经鉴定属于栽培稻的籼稻和粳稻两种，填补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有粳无籼”的空白。

　　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还有一个引人之处，即遗址的早期遗存深埋在地下潜水面之下，这一十分特殊的埋藏环境使得大量动物和植物的有机质遗存得以保存下来。

　　透过这个时空之窗，我们嗅到了新石器时代河姆渡人的生活气息，看到了远古江南在巨大的嬗变中幽然绽放的史前文明之花。

　延伸阅读

　　保护：

　　一份长期的坚守

　　1986年，河姆渡遗址的有序保护与博物馆建设启动。遗址上的43户居民及3家企业整体迁出，属全国首例。河姆渡遗址的保护范围只有4万平方米，而1988年划定的建设控制地带达3.5平方公里，这在全国也很少见，是保全现今周边环境风貌的前提。

　　1988年，委托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编制《河姆渡遗址博物馆总体规划》，为一个史前文化遗址单独编制发展规划。1993年，馆舍由浙江省建筑设计院设计，外观古朴典雅，造型体现河姆渡文化内涵特色。1999年，发掘现场展示区由中国建筑技术研究院建筑历史所设计，布展由上海同济大学设计，理念超前，以致近年大规模修缮前专家们一致认为无需重新设计。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9年7月浙江省政府公布《河姆渡遗址保护规划》。

　　越保护，越推动发掘，一大批遗迹慢慢在没有遗憾中“露面”。

　　2001年初，余姚三七市一家私营热处理厂为解决生产用水打井，挖出许多陶片、大型动物骨骼、木头等地下文物，田螺山遗址“浮出水面”。2004年2月，开展了第一期考古发掘。发掘成果显示，该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河姆渡文化中地面环境保存最好、地下遗存比较完整的一处依山傍水式的史前村落遗址。

　　像这样，先后考古发掘余姚市境内的鲞架山、鲻山、田螺山以及余姚境外的慈湖、名山后、塔山、傅家山等遗址，形成一个宇宙星体式的远古遗址集群。余姚对境内集群遗址由点带面地铺开推进，逐一加强保护，以及由河姆渡文化层面对市境外的范畴内遗址建立信息互通与联系。这在国内称得上是一大创举。

　　2007年，余姚投入1500万元，在田螺山遗址考古发掘现场上盖保护棚，边发掘、边保护、边展示，填补河姆渡遗址真实考古发掘现场的缺失。河姆渡遗址群体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确保文物安全。通过库房改造、数据库信息建设、“四有档案”数字化转录及有机质脱水保护等，紧紧依托现代科技，实现文物藏品管理科学化，不断改进文保技术和改善藏品保管条件。

　　如果将河姆渡文化遗址集群比喻为宇宙星体，那么，河姆渡遗址是一个核心所在，而田螺山遗址犹如一颗围绕的卫星，其他遗址是点缀的繁星。经科学发掘与不懈保护，河姆渡文化遗址灿若星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