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春 作新华社发

　　陈庆贵            

　　下跪作为肢体动作，跪姿本身无分良莠雅俗；下跪要表达的意思，则有优劣高下分野。其判定标准，无非两个。

　　一个标准是，看是主动跪还是被动跪？溯及起源，下跪本属对等礼节，彰显的恰是众生平等。古人“席地而坐”，即相互跪坐对等叩拜，不分三六九等、尊卑高下。随着凳椅出现，权力改变坐姿，下跪才异化为奴性臣服权力的代名词。设若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皇权专制社会，对沦为“会说话的工具”的臣民而言，不得不下跪山呼“万岁万万岁”，乃情有可原难以臧否的话，照理，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尤其是“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后，挥之不去的国人下跪已然嬗变，由被动下跪变为主动下跪。由是，有形肢体下跪也好，无形精神下跪亦罢，庶几皆不可原谅。如果谓被动下跪尚属“哀其不幸”的话，主动下跪则纯属“怒其不争”。

　　阿Ｑ大堂下跪，便是典型的主动下跪。鲁迅在《阿Ｑ正传》里如是描状：“膝关节立刻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了下去了。‘站着说！不要跪！’长衫人物都吆喝说。阿Ｑ虽然似乎懂得，但总觉得站不住，身不由己的蹲了下去，而且终于趁势改为跪下了。‘奴隶性！……’长衫人物又鄙夷似的说，但也没有叫他起来。”先生借“长衫人物”的一句“奴隶性”斥责，算是击中了阿Ｑ们的精神命门！两千多年封建专制统治，迫使许多国人养成了匍匐于王权的习性，阿Ｑ式下跪，不过是他们奴性基因的顽固积淀和条件反射的惯性发作。基于屈从、自辱、弃我、顺上认知链，藉以精神ＤＮＡ遗传，阿Ｑ及其后裔们笃信，下跪能博取怜悯，能换来权利，能减轻处罚，能寻求自救……尽管除了跪出“精神胜利”，我从没见过有谁跪出过人样，谁真正跪赢过一回。

　　要命的是，近年来少数国人“精神返祖”，一些隅域主动下跪非但未曾绝迹，反而死灰复燃。媒体上形形色色的“跪闻”此起彼伏，随便就能搜出“矿工下跪讨薪”、“考生家长集体下跪讨说法”、“男子酒驾被查下跪”、“警察下跪举报官员不作为”、“制片人为求电影多排片下跪”等等，让人哭笑不得。尽管这些跪姿多半被换上了贴着各色标签的“新裤子”，但究竟还是“怒其不争”的主动下跪，自侮自虐的，还是阿Ｑ那一对跪出老茧的贱膝盖。

　　另一个标准是，对谁下跪？下跪不全是个坏东西，要看对谁下跪。明人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有言：“男儿膝下有黄金，如何拜人？”意思是男儿当具骨气尊严，断不可卑躬屈膝。国人更有“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的传统礼教。如果说跪天地是信仰、跪娘亲是孝道的话，法治时代、公民社会，跪公权跪老板之类，大抵只可归入阿Ｑ式自辱自虐自贱之列。

　　跪对了对象，下跪则是个好东西。女护士跪地人工呼吸救人，被网友赞为“最美护士”，她跪出了美德；诺尔贝尔医学奖得主屠呦呦在瑞典发表演讲时，主持人一直跪地紧握话筒一动未动，他是向知识下跪；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７日，时任西德总理威利·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为在纳粹德国侵略期间遭杀害的死难者默哀，他是为赎罪忏悔下跪。

　　《孟子·离娄上》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切割臣服权力奴性基因顽固发作，固然需要藉以公民启蒙实施疗救，更需铲除催生阿Ｑ的温床土壤。王岐山老友黄江南回忆，上世纪８０年代他与老王到某县，县领导招待他们。当地有“灌酒”之风，餐桌上一位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地对老王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老王不是不能喝，但他对这种方式不屑一顾，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最后跪者无趣，只得尴尬起身。假若我们无“特效药”根治国人身不由己的“病腿”，不妨学学老王，用对下跪说“不”来倒逼奴性基因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