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发

　　姚轩鸽           

　　“供给侧”作为一个不断升温的词汇，其热度在可预见的时间内，注定还将继续升高。问题是，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要义，有一百个读者，就可能有一百种界定。

　　笔者以为，供给侧改革的主体应是政府，供给的核心是公共产品。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唤醒政府的公共责任与担当意识，全心全意地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公共需求，进而间接促进和保障私人产品性价比的提高，满足全社会对私人产品性价比日渐高涨的需求，最终增进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毋庸置疑，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是有成本的，需要通过税收等途径筹集生产资金，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直接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公共产品需求，间接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私人产品需求。

　　狭义而言，税收是国民交换公共产品的价款。广义地讲，税收是国民与国家之间就公共产品交换价款缔结、履行契约的活动。因此，国民或者纳税者给政府交税，并不是一种原因与结果的慈善交换行为，不是一种不计较利益回报的无私行为，恰恰是一种十分计较利益的目的与手段的利益交换行为。

　　逻辑上，如果国民给国家交了税款，但却没有交换到预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话，这个国民的公共需求便未得到满足，便会产生一种痛苦的心理。这种痛苦的心理，便是“税痛”。毋庸置疑，凡是纳税者“税痛”越大、越强烈、越持久的税制，便越恶劣越落后，越难以筹集到期望的公共产品生产资金，只能提供合意性低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从而消减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换句话说，“税痛”大意味着很难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相反，凡是纳税者“税痛”越小、越短暂的税制，便越优良越先进，越容易筹集到期望的公共产品生产资金，并提供合意性高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公共需要，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同理，“税痛”越小、越短暂的税制，越容易提供高性价比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也就意味着公共产品供给到位。

　　由此可见，消减“税痛”自应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与重点。而且，主要是消减四种“税痛”：最强烈的，也是最浅表的“税痛”，便是纳税者因税负太重所感受到的“税痛”，即所谓的税负“税痛”。道理在于，由于税负较重，一方面直接减少了纳税人可支配的收入与财富，很容易被关注和在意，容易“痛”。另一方面，也因为此类“税痛”最强烈，容易被观察到。自然，社会各界关于消减此类“税痛”的呼吁之声便最大，但客观上，也相对容易被消减。

　　其次的“税痛”即所谓的税种“税痛”。顾名思义，也就是由于税种不同所带来的“税痛”。比如直接税与间接税相比，直接税的“税痛”敏感度相对较大，间接税的“税痛”敏感度相对较小。即是说，在相同税负之下，直接税的“税痛”感要大一些，间接税的“税痛”感要小一些。

　　或者说，在纳税者交纳相同税款的前提下，两类纳税者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满意度是不一样的。直接税纳税者对公共产品的性价比期待要高一些。因为他知道自己实际交纳了多少税款，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意和追问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与数量。相反，间接税纳税者对公共产品的性价比期待要小一些。因为间接税纳税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真正交纳了多少税款，或者说可以转嫁出去，从而减少纳税义务和负担。自然，其“税痛”感就会相对小一些，不太在意税款的真实用途和效率。客观上，便容易忽视对政府税权的监督与防范，纵容税权的滥用与作恶。

　　再次的“税痛”便是因为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导致的“税痛”。既包括征税环节不公导致的“税痛”，也包括“用税”不公导致的“税痛”。质言之，此类“税痛”是指征纳税人之间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不遵从完全平等分配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不遵从比例平等分配原则所导致的。一句话，只是“取之于民”，没有“用之于民”，进一步说，没有“用之于民之所需”。直言之，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没有遵从公正平等原则分配。

　　最后的“税痛”，也就是税款的征收和使用未经纳税人“同意”之“税痛”。这是因为，一方面，“同意”意味着财税权力的合法与否。而且，唯有在合法财税权力保障下的权利与义务分配才可能公正平等，在不合法财税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与奉献由于无关乎权利与义务，也就无关乎公正与平等。另一方面，因为“同意”直接关系着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合意性，关系着纳税者对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满意度，以及主观“税痛”的大小。自然，也就关系公共产品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平衡度。

　　由此可见，如果能有效消减这四种“税痛”的话，便意味着公共产品和服务性价比的提高，意味着供给侧改革的到位，以及全社会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供求关系的高位阶动态平衡。必须说明的是，公共产品性价比的提高，本来是私人产品高性价比的前提和保障，比如优良市场经济规则的制定与捍卫等基本制度创建类的公共产品，等等。

　　深言之，公共产品的“高性价比”不仅有助于满足每个国民基本物质类公共需求，比如安全、生存、人际等等，也有助于满足每个国民社会层面类公共需求，诸如自由、尊严、法治、民主等等。同时还有助于每个国民高级精神类公共需求的满足，诸如创造性、艺术性需求等等。

　　当然，从“税痛”消减的难易与强烈程度而言，消减“税痛”的顺序是：税负之“税痛”———税种之“税痛”———征纳不公导致的“税痛”，最后才是“税权”民意基础不坚实之“税痛”。但“税权”之“税痛”属于最根本、最重要之“税痛”，这一“税痛”的消减，显然有待于整个社会政治体制的文明转型。

　　总之，不仅全面消减“税痛”应该成为供给侧改革的核心要义和重点。而且，消减“税痛”还应把握重点，分清主次，讲求智慧、策略与艺术，遵从“税痛”的形成机理与规律。否则，一切看似动机良善的消减“税痛”行动，完全可能事与愿违。而消减“税痛”的实践顺序与改革目标应该是：加大减税力度———降低间接税占比———强化税制公正———提升财税权力合法性。唯有如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可能结出预想的硕果，走出经济长期下滑的泥淖，促进中国社会的文明转型，最终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

　　（作者系中国财税法学会理事） 

　　来源：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