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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P革命:公共服务中的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 [英]达霖·格里姆赛 等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4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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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标准化的创新机制》 卓越 著 2016.4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书通过公共性问题和政府主导问题的分析,尝试明确公共服务标准化的界点,解析公共服务标准化界点勘探的困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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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与大师》 [美]穆勒 著 2016.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历史学家杰瑞·穆勒广泛地研究了意识形态中资本主义思想产生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写成了这本引人入胜且通俗易懂的好书。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
编者按: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共同提供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模式。国内新一轮PPP热潮,是在强调控制地方政府债务、激活社会资本力量、推进供给侧改革的大背景下,掀起的一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革命。本书由资深的PPP研究者和实践者合作编写,出版后在澳大利亚获得布莱克·道森·沃尔德伦商业图书奖,并在世界各地受到追捧。本书论述了PPP模式的本质及其为基础设施领域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描述了PPP项目中政府角色的转变,并借助多个PPP项目实际案例,分析和总结了PPP项目获得成功的要点。 PPP虽然是发生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制度创新,但却具有深刻的社会影响,基础设施包括三个部分:一是物质基础,例如电信、交通、能源、供水等在内的构成其他直接生产性活动的投入。二是人文基础,包括例如统计、管理、财务、融资、营销等商业技能在内的对经济生产有帮助的人们的事业进取心、智力和技能。三是制度基础,包括塑造经济行为和决策制定过程的内部和外部的、正式和非正式(风俗习惯)的制度。 基础设施分为经济和社会两大类,因其物质形态不一,又区分为硬软两种。在经济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交通、电信、能源等,软设施则包括职业培训、商业金融服务、研发促进和技术转让等。在社会基础设施中,硬设施包括医院、教育、排污、养老,甚至监狱等设施;软设施则包括社会保障系统、社区服务等。作者暗示在这个定义宽泛的基础设施领域,都可尝试用PPP模式进行制度创新。这就引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即PPP的革命性的社会影响。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什么是公共产品。长期以来,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利益集团的博弈等因素,人们相信,某种产品只要具备上述特征中的任何一条,它便是公共产品而必须由政府提供。但事实上,某些产品具有非竞争性,但却具有排他性,成为俱乐部性的公共产品;某些产品具有非排他性,但它的使用量达到一定水平后又具有竞争性,成为拥挤性的公共产品。显然这类产品可以不由政府独家提供,成为PPP的首选。更有甚者,那些被视为绝对的公共产品的产品,如司法、国防等,也因时代的变化而渐渐变成某种准公共产品,也可以实行PPP,本书列举的英美监狱的情况便是例子。 第二,什么是核心政府服务。按照本书的理解,政府的基本职责是“提供一种我们可用以修改规则的途径,调解我们在规则含义上存在的分歧以及强制少数不遵守游戏规则的人遵守规则”。这实际上是表明政府的核心服务是制度的生产。如果说政府还是“有责任照顾社会中的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为他们提供公共产品的话,提供的最佳方式不是生产,而是购买。因为“PPP的本质在于公共部门不再是购买一项资产,而是按规定的条款和条件购买一整套服务”。 第三,什么是私营部门。基础设施工程和金融工程相结合架起了社会资金与基础设施的桥梁,不仅使资金筹措问题大为改观,更为重要的是它使私营部门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有别于传统的私人资本,金融工程所筹措的资金是具有社会性的,它是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在金融市场上向社会大众募集的,这些社会大众是最终的所有者或债权人。相形之下,那些基础设施的投资公司或运营公司,即便具有私人性质,也是不完全拥有最终剩余索取权的代理公司。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多数情况下,PPP下的私营部门已不再是原来纯粹意义上的私营部门。 由上所述,PPP不仅影响我们赖以活动的基础设施供给,而且更为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关系,调整着我们的社会角色。或许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作者为什么在书名中使用“革命”一词。 (中国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为该书再版所作序言,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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