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辉

　　本人的学术兴趣，主要是从事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近日读了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发觉这本书虽为历史著作，但其由古及今的历史视野，对中国人家乡观念的深切关注，对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具有很多的启示意义。无独有偶，本人在２０１４年出版的学术专著《变革时代中的流动人口》的前言部分，就专门谈及历史与家乡问题，后生小辈如我者与一代国际汉学大家孔飞力的观点竟不谋而合，所以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不禁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之感。

　　自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研究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的显学。然而，一者由于研究者主要来自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等领域，二者社会科学本身主要是关注当下的经验现实，所以纵观当前流动人口研究现状，绝大多数是就当下说当下，缺乏历史的视野。

　　在《他者中的华人》中，孔飞力主要的精力是研究历史流动与跨国流动，即研究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人移民东南亚及欧美的历史，但是，宏观的大历史视野，使得孔飞力将视野上溯到晚明时期，向下触及作者成书的２００８年。所以，孔飞力在这本书中也隆重提及了当代中国农民工问题。由此可见，宏观的视野与渊博学识，使得孔飞力能够“通古今之变”。

　　孔飞力的研究证明，其一，历史学而不仅仅是社会学，也可以介入当代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的研究领域；其二，当今中国流动人口问题研究，必须基于现代化史的角度，再也不能就当下说当下。

　　历史学主要是研究社会的经验与现象，但是，历史学又不能不关注影响人类社会行动的终极性的思想观念。而家乡观念———从情感、风俗、组织、文化角度而言，都是影响中国人包括近现代移民运动的终极理念。在过去，中国人关注社会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文学和哲学，而家乡则是文学和哲学最为关注的命题。当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科学正式兴起，并取代了文学和哲学而承担起研究社会的重任之后，就将依然存在的家乡问题也一并抛弃了。当今研究流动人口的学者也照样对此忽略不见，偶有提及还将其置于犯罪和破坏社会稳定的语境之中。

　　导致这一学术现状的原因，很有可能是由于中国人身在此山中的文化局限，而西方学者反而对这种“他文化”的显著特征非常敏感。像研究晚清民国移民史的国外学者裴宜理在《上海罢工》、顾德曼在《家乡、城市与国家》、韩起澜在《苏北人在上海》中，他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全部内容，旨在说明家乡情结对移民的经济行为与政治行动的影响。孔飞力在《他者中的华人》里也同样对此作了深切的关注，例如华人的移民渠道、职业、方言、同乡组织、社区生活、衣锦还乡的梦想，以及家乡观念与民族主义、国家观念的联系与区别。

　　另外，关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国民性，历来是国内学界的一致共识，但是孔飞力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只要政策许可或者在生存环境存在落差的“推拉”情况下，中国人并不总是固守本土、老死乡里，而是选择奔赴他乡，另谋出路，正如民谚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又所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也。

　　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孔飞力的另一种解释。他认为，中国人的家乡情结，并不仅仅限于空间地域和血缘群体上的“在一起”，还包括与家乡及亲人“保持联系”的感觉；中国人的迁徙并不意味着与家乡和亲人的本质分离，而只是表明这种联系在空间维度上的扩展而已。这一观点非常新颖，如果以此来观照当代中国流动人口，便会发现由于交通、通信工具（手机和网络）的发展，他们与家乡“在一起”的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且新的方式让他们在加快融入流入地的同时，又加深了与家乡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