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 骏           

　　最近有学者提出“大国崛起与小民尊严”的关系问题，不经意间成了网上争议的话题。何以提出这个问题，该学者有自己的想法，其中政治涵义也十分明确，如果就事论事，恐怕争个面红耳赤，仍然会因为立场不同而难分难解。所有参与讨论的人士，真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恐怕还得从实践和理念两个层面上，廓清国家与个人的一般关系。

　　确实，当下世界范围内，一些国家内公民尊严水平要比其他国家高出不少，不承认这一点，是虚伪的。但问题不仅在于，很少有大国的崛起是从公民尊严起步的，更在于有些国家在特定时期，公民自觉很有尊严，其实只是在大国成功崛起时充当了垫脚石，在大国不成功的崛起中，甚至成了牺牲品。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多少被夺走生命的军人只是国家争霸的炮灰？当年支持纳粹政府“扩大生存空间”的德国国民和支持军国主义政府打造“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国民中，有不少在国家一时成功中陶醉的公民，最终才知道如此尊严只是黄粱一梦。

　　大国和小国有一个重大区别，小国可以独自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顺利时，与世无争，不顺利时，随波逐流，这样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客观上使一些小国承受的压力较小。放眼世界，今日公民尊严水平较高的往往是一些经济高度发达但与世无争的小国，其中尤以北欧国家为代表。无论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还是华人为主的新加坡，都具有这样的小经济体或小国的特点和相应优势。

　　相反，大国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大国彼此之间存在现实的或潜在的竞争乃至冲突关系，国力不济不但会带来国际地位的下降，甚至可能面临国土被割裂或肢解的现实危险。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都是这方面的现成例子。在类似情境中，不能说公民尊严必定会出现同等程度的下降，至少可以看到构成公民尊严的各项指标发生了明显调整。

　　至于一个人口和幅员意义上的大国，在实现崛起过程中，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必须作出多方面的抉择。大国要在短时间内，比如像中国这样在短则３０多年，长则６０多年的时间迅速崛起，若非高度集中民力、充实国力，先形成国家层面的实力，建立相对其他大国的战略对等地位，那就很难获得持续发展的外部空间。在这个阶段，我们既不可能放弃追求ＧＤＰ总量，也不可能将ＧＤＰ总量所蕴含的财富及其分配过度向个人倾斜，来缓解总量与人均的强烈反差。在人口规模为常量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增加ＧＤＰ总量才能最后实现人均ＧＤＰ的达标，不断提升民众福利，提高公民尊严。这就是说，争取国家实力的增强和追求公民尊严的目标，不是绝对相互冲突的，但确实存在达成时间的先后。

　　无论就现实条件还是历史规律而论，一个大而不强的国家带着巨大的贫困人口经济起飞后，虽然总体上公民尊严都会有所提升，但不可能实现全体国民严格地齐步走，既然采取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策略，那公民尊严自然也难以避免不均等现象，这一点在中国教育资源的配置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尽管全体国民都将推进社会公平的希望寄托在教育上，高考因此被赋予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职能，但由于基础教育阶段优质资源在城乡和地区间分布的巨大不平衡，同样的考卷对来自不同地区的考生来说，其难度实质上是不相同的。为了照顾资源不足的地区考生，中国教育始终在推进社会流动意义上的公平与发现培养优质人才的效率这两者之间踯躅不前。公民尊严理所当然是我们的价值目标，永远值得追求，但在掌控实现进度上，确实需要经常警惕欲速则不达的风险。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