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波

　　荷兰一家设计公司的老板为避免员工加班，想了个新点子，到下午下班时，办公桌连同桌子上的电脑会自动升空，只有座椅还留在地面上。办公桌升空后，办公室有了其他功能，员工们可以自由使用办公室，练习瑜伽或跳舞（６月２１日中国新闻网）。

　　从华为员工胡新宇，到普华永道员工潘洁，再到深圳丝路公司员工朱波，我国已经出现了不少因过量加班而导致的“过劳死”事件。对于此类事件的处理结果也惊人一致，就是用人单位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劳动者家属一些补偿。笔者以为，相比生命消逝后的补偿，荷兰这家公司用“办公桌升空”防员工加班的做法，才是真正以人为本的“人道”。

　　但这种做法，在我国可能不会受待见，因为我国的劳动者会先问：“有没有加班的机会？”没有，肯定是“留人不住，背着行李去”，前年甚至还发生过重庆富士康员工抗议“削减加班”的事件。我们可以说，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勤劳的民族，但也应当看到，“加班费”才是劳动者“求加班”的原始动力。

　　我国的劳动者加班多，是不是法律滞后的原因呢？非也。我国劳动法规定的一周工作时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规定每天加班不超过１小时，特殊情况下不超过３小时。但这仅限于法律规定，劳动者往往远远“突破”规定的加班时间。劳动者把“加班机会”视为一种福利，这让与法律相悖的加班竟成了一种职场常态。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执法者对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这种默契无可奈何。加班文化盛行，其恶果就是劳动者的身体状况堪忧。按说，劳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而一些劳动者因“过劳”健康堪忧甚至“过劳死”，就背离了这一目的。

　　现在一些用人单位仍然以“业绩”为王道，为了提高业绩，管理者甚至采用让员工下跪、打员工屁股等变态的“魔鬼手段”，在员工身体承受极限上“挖潜”。前不久，甚至有公司打出了“宁可累死自己，也要饿死同行”的标语，这样的倡导显然与劳动美德相去甚远，而是一种不讲人性的恶性竞争。

　　工作当然要讲积极性，但也要讲人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张“能够升空的办公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