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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7月06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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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后福利”可以有

  讷 言

  

  7月3日,山东省日照市殡仪馆中,闻讯而来的社会各界群众500余人来送别47岁的日照东港法官王海宏。6月30日23时58分,王海宏还在修改一份判决书,第二天凌晨却离开了人世(7月4日《人民法院报》)。

  这几年,先后有不少年轻法官倒在了工作岗位上。事实上,法官只是中国白领职业现状的缩影,当前中国白领的工作时间,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也居于前列,职场上“过劳死”或者因过劳诱发疾病而死,已经不再是什么新奇的事儿。“工作比较拼,经常加班熬夜”是这些人的共同特点,也是他们猝死的诱因。

  一个47岁的中年人,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艰难时期,法官工资虽然微薄,但仍然是家里不能断的顶梁柱,这么撒手一走,一家老小怎么办?这是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为了应对员工“过劳死”后死者家属的生活问题,2012年8月,美国谷歌公司推出了一项“死后福利”制度,其配偶可以在10年之内继续领取去世员工生前50%的薪水。

  上个月,腾讯公司也引入了“死后福利”制度,并且规定死者每多一个孩子,额度还会再另外增加。有人撰文《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累死》吐槽该项制度:“这背后暗藏的逻辑有点瘆人:卖命工作,不必有后顾之忧,就算死也不怕。这或者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资本逻辑,这何尝不是一种诱惑和诅咒。”

  但吐槽归吐槽,“死后福利”制度仍然不失为一种人性化的制度。这些“过劳死”者多是普通的白领职员,即使社会对其逝去深表痛惜,事过境迁,其家属难免落入“亲戚或余悲,他人已高歌”的境地。而“死后福利”制度,对他们来说,或许是最好的“祭品”,真正可以让誓者安息。

  然而,“死后福利”终究只是一种事后弥补措施,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当前,“过劳”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过劳死”已经成为一种潜在威胁。我们的社会不需要太多的鸡汤,不需要太虚幻的诗和远方,而是要从制度上实实在在地保障劳动者的休息权,不能为了更好的生活,却让生活给累趴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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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