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开始了，外来娃在“第二故乡”宁波受到关爱。（记者 徐文杰 摄）

　　本报记者  项一嵚

　　慈溪记者站 邵 滢

　　通讯员   宓开芳

　　穿上红马甲，拎着环保袋，几十名新老掌起人一起上街，成为一道夺人眼球的“和谐风景线”。原来，他们是在请过路市民为即将召开的Ｇ２０峰会签署“做文明浙江人”的承诺书。“事情很小，但这在１０年前，是想都不敢想的！”组织此次活动的慈溪市掌起镇“小墙热线”服务团队负责人吴立彦说，从“半个慈溪人”到“真正的慈溪人”，他用去了整整１０年。

　　实现从“外地人”到“新市民”的身份转变，与老市民融为一体，是“吴立彦们”最大的心愿。慈溪市本级现有流动人口９０万人，接近本地户籍人口总数。限于资源、财政的承受力，他们在新的城市居住、工作，所享受的公共服务与户籍人口存在差距；语言、风俗和观念的不同，又常引发新老市民间的矛盾冲突，对村、社区等基层治理构成了一定的冲击。

　　当时，每年５万到１０万新增流动人口的涌入，倒逼慈溪于２００６年４月在全国首创村级“和谐促进会”。如今，慈溪的３４７个村（社区）已实现了“和促会”全覆盖，会员人数达８．２万，其中半数为流动人口。让流动人口共同参与基层组织治理，有个城里的“娘家”，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他们与“第二故乡”的融合？

　　“移民之城”的新难题：

　　融入

　　作为工业大市，慈溪离不开流水线上的流动人口；大批流动人口的涌入，也为慈溪市民提供了租房增收的机会。对绝大多数流动人口而言，贫瘠的故乡无法满足他们的发展需求，而要真正做个“城里人”，又面临户籍制度、职业能力、福利保障等诸多“门槛”。

　　正因无法融入、互不信任，“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冲突，往往源于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流动人口乱扔垃圾、本地村民的无理歧视、几百元的劳资纠纷……”慈溪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局副局长戎建平说，“和谐促进会”这一名词在其他地方闻所未闻，而在慈溪逐步试点推广村级“和促会”，实属倒逼下的创新。

　　“做了好几年村支书，村民信得过我，但新村民并不买账。”慈溪市坎墩街道的五塘新村是“和促会”的“摇篮”。村支书胡华南至今还记得２００６年的那天，面对本村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郭某的口角，调解经验丰富的他也是束手无策。

　　“不能总让新村民觉得有理没地方说！”尴尬过后，胡华南找来其他村干部一起商量，能不能成立一个民间组织，把“外地人”变成“自己人”，大家一起管理村中的大事小事，有了纠纷也能一块儿解决。

　　２００６年４月２０日，五塘新村首次成立了名叫“和谐促进会”的民间组织。胡华南担任会长，设立了理事会、监事会以及片组长等组织架构。

　　源于基层的探索，让慈溪看到了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新方向。“以化解矛盾为主要任务，兼顾志愿活动和文娱生活的基层组织，当时也在其他几个村、社区陆续成型，只是具体名称各异。”慈溪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经过对基层经验的总结梳理，决定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在该市推广村级“和促会”模式。

　　通过总结提炼部分村（社区）相关经验，形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慈溪样板”：每个基层“和促会”包括村干部、当地村民、流动人员、社区保安、出租房房东、私营企业主等成员，本地人口和流动人口各占一半，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

　　理事会内设有１０个专门工作委员会，分别承担会员组织、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矛盾调处、文化体育等工作。“和促会”下还设有志愿者活动、村企共建等活动平台。

　　“和促会”的关键词：

　　自治

　　从“没地说理”到“听老乡的准没错”，和谐促进会以“老乡助老乡”的自治模式，发挥了让人惊喜的桥梁作用。

　　前一秒，观海卫镇杜家桥村的村委大楼还被围得水泄不通；４名贵州籍老乡赶到后，大伙的火气就一下子降了下来。“别激动，闹起来不值得！”带队前来“救火”的杨彪来自贵州，是观海卫镇和谐促进联合会的特聘调解员。他耐心解释非法塑料加工作坊的危害，并帮助大家争取到补助款。原本可能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矛盾，在和谐促进会的努力下烟消云散。

　　来自江西的吴有水热心仗义，在老家当过６年村书记，在五塘新村的新老村民中也颇有威望，被推选为村“和促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他说，以前老乡们遇到事情不知道该到哪里求助，有的人一气之下就会采取激烈手段。“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矛盾就找‘和促会’。”

　　“真没想到，他们的变化这么大！”在掌起，吴立彦见证了许多新慈溪人在文明素质上的“城市化”。他清楚地记得，有个曾因劳资纠纷爬上楼顶企图自杀的“暴脾气”，如今遇到问题都会主动来找“和促会”商量，还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

　　慈溪是一座开放的移民城市，流动人员与本地市民长期混居。通过“和促会”的牵线搭桥，原本的戒心变成了热心。“以前，我整天坐在门口看家护院，好几年没走亲戚。现在和房客们关系好多了，他们帮我看房子，我帮他们收衣服。”五塘新村的应调依老人说，老房东和年轻房客互相帮忙、有说有笑、分享好吃的，这样的景象如今非常普遍。

　　有困难就找“和促会”，也成了慈溪市流动人员的共识。２００６年８月，掌起镇陈家村“和促会”开通了“小墙热线”求助电话，１０年来共提供２．８万次咨询服务，帮助大批流动人员解了燃眉之急。

　　共同管理、民主选举、平等互助的自治模式，激发了新老慈溪人的“正能量”，使“和促会”成为村（社区）现有管理体系的强大“外援”。据统计，２００７年以来，慈溪全市“和促会”先后为３０万流动人口解决就业、入学、租房等实际困难，及时制止和化解各类不稳定事件３万起，募集帮扶资金近２０００万元，帮扶困难人员５万名。

　　民间组织的局限性：

　　非专业

　　活力蕴于民间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困难，也源于“和促会”民间组织的特性。这种自愿参与的社会公益组织虽有政府指导帮助，但非专业的性质带来两大困难：一是优秀成员流动性大，二是缺乏制度保障。

　　２００８年以来，慈溪市流动人口局在各村（社区）“和促会”中选拔了２００余名“和谐联谊员”。“通过老乡，我们的联谊员还能提前了解到某些流动人员的不良情绪，及时上门疏导，预防极端事件发生。”戎建平说，这些在“和促会”中得到成长锻炼的联谊员是新老慈溪人之间的“减压阀”和“缓冲带”。但由于政府预算有限，他们中仅有１０余位是专职联谊员，其余都是义务的。而大部分义务联谊员工作繁忙，不可能充当随叫随到的“救火队员”。

　　义务联谊员多半在企业担任中高层干部，年收入超过１０万元，让他们放弃高薪专职做“和谐联谊员”，显然有违常情。戎建平告诉记者，１０余位专职联谊员很优秀，在短期内收入无法提高的情况下，局里计划评选出２０余位先进联谊员进行表彰，并在各镇（街道）巡回宣讲，以示激励。

　　几年来，“小墙热线”服务团队收获了多方赞誉，被评为宁波市流动人口工作“先进集体”和“示范服务团队”。从这里走出的贵州籍务工者墙兴贵如今在某企业担任副总经理，他的“慈溪梦”激励了许多外来务工者。对于他的继任者吴立彦来说，这份工作带给他更多的是帮助他人的成就感。在五水共治、三改一拆、平安夜巡等志愿活动中，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积极报名。这让吴立彦更加深信，比起被企业“挖走”，自己能在这里发挥更大的价值。

　　被评为“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吴有水也认为，村里的“老吴”是独一无二的，比获得高薪更有成就感。但８年过去了，看到当年一起加入的专职联谊员换了好几拨，他也不无感慨。“‘和促会’最大的问题还是缺钱，希望待遇提高后，能把优秀的人留在基层。”

　　另外，在慈溪试点户籍改革只有半年的情况下，光靠“和促会”这样的民间组织显然无法解决许多旧有制度带来的问题。比如，在吴立彦看来，流动人员最大的困难在于子女入学问题。“我们的帮助毕竟没什么硬性的制度保障。异乡人要在城里扎根，除了自己肯拼，也要相信将来会有更多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