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坚            

　　史书的记载，有时只是简短的一句话，却像一小块古化石，包涵有极其丰富的信息。这种信息并非都是裸露的，往往有待发掘与考证。“吕夷简平章国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襄奏请罢之”，大概就是这样的范例。 

　　这句话出自《宋史·蔡襄传》，所说之“襄”，便是蔡襄。没有具体说何年何月何日，有一点却明白无误：此事发生在吕夷简为相“平章国事”之时。宋代权臣很多，吕夷简也算一个。景祐三年，范仲淹曾上“百官图”，弹劾吕夷简执政之时“进用多出其门”，却以“越职言事”落职，为范仲淹抱鸣不平的，欧阳修、余靖、尹洙以及蔡襄等人，也被视为“朋党”。如果说，此前“进用多出其门”者常谒吕氏“其第”，可为“拜爵公朝，谢恩私门”，本身就为正派人所不齿而有“朋党”之嫌，那么，此后，大权独揽的吕夷简，更为肆无忌惮。“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不仅说明“进用多出其门”已到何种地步，即使“进用”不“出其门”者，只要职在“宰相以下”，也不得不“就其第”了———硬着头皮不“就其第”的，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可见其权倾朝野。 

　　国人历来都很讲究公私分明，公是公，私是私。但这公私之分，通常只限于经济的或物质的范畴，诸如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之类。其实，需要公私分明的，还有不少东西，远远超越经济或物质的领域。例如，“拜爵公朝，谢恩私门”，就有“公私不分”之嫌。“拜爵公朝”，说明这是公事；“荐贤”是“拜爵”的前提，也是职务行为。在这方面公私分明者，就像宋真宗时的王旦那样“荐贤而不市恩”。能让人“谢恩私门”的，轻则荐“贤”市恩，重则结党营私。又如，借公济私，公报私仇，也在“公私不分”之列。这是滥用职权即公权力，去达到私人的目的，或可叫作“私事公办”。与此相对应的，则是“公事私办”———不是用私人的财力、物力、人力等资源去办公事，“公事私办”者没有这样的境界———办公事就像办私事或办家事那样的任性。“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则是典型的案例。“政事”就是国事，不是一般的公事，“其第”却是私宅，既是“就其第议政事”，也不排斥其家人有干预“政事”之可能；“宰相以下”者都是公人，本来大可去朝堂议政，召集他们“就其第”，也不无将他们当作家臣或私仆驱使的气息，这是以“私宅”替代“公朝”，很不正当，用今天的话说，乃是不折不扣的“非组织行为”，也是没有“政治规矩”的突出表现。其性质之严重，远非公车私用公款吃喝公费旅游借公济私公报私仇之类可比，堪为公私不分之“最”。 

　　综上所述，可见“襄奏请罢”之非常必要而又非常难得。说其非常必要，因为吕夷简如此作为，有损国法纲纪，有碍士节操守，也于他本人不利。吕氏其实并非日后蔡京秦桧一类的奸臣国贼，史家称“自庄献太后临朝，十余年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可见其有功于赵宋王朝、天下百姓。然其“擅权”之种种作为，包括“独成郭后之废，逐孔道辅、范仲淹于外”，显然玷污其名，“宰相以下就其第议政事”则是吕氏“擅权”之突出表现。若不加以阻止，不知还会做出什么出格之事。说其非常难得，因为吕夷简既然大权独揽，朝堂之上，自是唯唯者众而谔谔者寡，而蔡襄因《四贤一不肖》诗而在范仲淹“越职言事”案中已受牵连，却没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仍能挺身而出直言时弊，“任职论事，无所回挠”，实非常人可及。 

　　在《宋史·蔡襄传》中，此事只是一言带过，不再提及。在《宋史·仁宗本纪》中，却有“执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受谒”以及“辅臣所荐官毋以为谏官、御史”和“近臣凡超格者，不宜全委之宰相”之诏，不知是否与吕夷简之擅权及蔡襄之奏请有关。宋仁宗的这几道诏书，在短期之内，或许是管用的。此类权臣擅权“公私不分”之事，却并不因为宋仁宗的几道诏书而不再出现。例如，《宋史·蔡京传》记载：蔡京“暮年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弃纪纲法度为虚器。患失之心无所不至，根株结盘，牢不可脱。”比起吕夷简，可谓大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这大概就是人治（包括所谓的“祖宗法”）之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