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将古今中外好的制度学习过来，自然就实现了善治。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一个人战胜不了自己，制度设计得再缜密，也会“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现实生活中，一些地方规章制度的数量不可谓不多、制度设计不可谓不严密，却成了不能落实的“制度装潢”。因此，扎好外在的笼子只是走完了第一步，关键还需要念好内心的“紧箍咒”。只有坚持道德教化与制度建设并重，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如果仅仅关注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却忽视提升社会道德水平和“调适人心”，就会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孔子所说的“民免而无耻”，即人们因为惧怕刑罚而免于作恶，但是没有羞耻心，甚至想方设法地作恶而逃避刑罚。在现代社会，这主要表现为法律管辖之外的“反社会行为”。二是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严格的法律、刑罚可以把犯罪的人关进监狱，但如果缺乏道德教化，并不能有效减少犯罪。而且有些犯人在监狱里学到的是更加狡诈的作案方式，一旦被释放出来，仍然会危害社会，甚至危害更大。如果对法律缺少精神上的认同与敬畏，即使规则之网织得再密，人们也会在经纬之间找到空隙，钻空子、打擦边球。西方有一句谚语：“制度让想犯错的人犯不了错，文化让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意犯错。”也就是说，提升人们的人文修养和道德品质，是制度建设的有益补充。

　　道德教化是防患于未然之道。我国古人认为，礼和法都是治国平天下所必需的，但二者各有所长：礼是道德的体现，法是法律的体现；礼是防患于未然，让民众在生活中有所遵循，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而法是在少数人超越了法律底线后采用的强制手段。东汉时期的政论家荀悦说过：“进忠有三术：一曰防；二曰救；三曰戒。先其未然谓之防，发而止之谓之救，行而责之谓之戒。防为上，救次之，戒为下。”即在不好的事情发生之前阻止是上策，刚发生时阻止次之，发生后惩戒为下策。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有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而道德提升、“人心调适”是“为之于未有”的“防”。社会之所以能和谐有序，这道防线起了关键作用。虽然有些时候其作用是潜移默化、不易被人察觉的，但它一旦失守，社会必定失序。

　　（作者为中央党校哲学部教授）

　　来源：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