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 绘

　　当今中国，不能置身于世界经济体系之外，服务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因此，加快构建现代服务业发展新格局，不仅要把握“十三五”我国服务业将发生的变化，还必须有全球视野，对我国服务业国际地位及变化趋势有充分的了解，并采取相应的战略对策。

　　夏杰长 李勇坚

　　现代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发达的服务业是推进结构转型升级、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现代服务业发展问题非常重视，提出要“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精细和高品质转变”。

　　一、“十三五”我国服务业将发生五大变化

　　“十二五”以来，我国服务业的多重指标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数量上的变化累积到一定程度就必然是质的变化，在“十三五”时期，服务业的显著变化更是高概率事件，它甚至很可能引发国民经济体系的重构，并通过这种重构引发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上的划时代的颠覆。

　　第一，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目标是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１０年的人均ＧＤＰ翻一番。在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和制造业受到“双重挤压”的大背景下，依靠服务业维系中高增速增长尤为重要。一则，服务业在ＧＤＰ中的占比越来越突出，比如２０１０年，服务业的占比只有４４．２％，２０１５年是５０．５％，服务业是名副其实的“半壁江山”。我们预测，在国民经济体系当中，２０２０年，三次产业的占比分别是６．０９％、３５．０９％和５８．８３％。二则，从这几年各产业增长速度看，服务业明显快于工业，服务业增速大约比工业增速高２个百分点。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服务业已经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动力和贡献者。

　　第二，服务业成为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以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服务业地位，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更能客观地反映三大产业演变情况。２０１０年，我国服务业的劳动就业与农业劳动就业人数几乎是一样的，但２０１１年是一个拐点，服务业首次超过农业的劳动就业。我们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服务业的劳动就业比重将达到４７％左右。其实，这个数字严格地讲是被低估了的。因为我们知道，农村经济现在最大的特点是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很多从事一次产业的农民，实际上在从事第三产业。比如，一些农村劳动者从事农村电商或乡村旅游，做电商、做流通、做旅游都是第三产业，他们干的工作实际上是三产了，但统计部门可能还是把这些劳动者统计到农业就业里面。如果考虑这个因素，目前的服务业就业占全部就业比重很可能超过５０％了，到２０２０年很可能达到５７％。

　　第三，服务业成为利用投资外资的主方向

　　外资对市场有天生的嗅觉和敏锐，外资的走向既是国际资本偏好的一种客观选择，也是对中国市场潜力和偏好的一个风向标。这个风向标的拐点也是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１年，我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５８３亿美元，第二产业实际利用外资规模是５５７亿美元，在利用外资上服务业首次超过二产。随后的几年里，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越来越高，二产相对来讲比较匀速地下降。随着制造业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以及外资对中国服务市场的看好，我们预测到２０２０年，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占比还将不断提高，三次产业利用外资的结构将可能变成１．３％、３０．１％和６８．６％。

　　第四，服务业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

　　一般认为，服务业是一个轻资产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规模应该比二产小很多，但实际上如果把交通运输全部统计到三产里面就会发现，三产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早在１０年前就超过二产了。随着服务业市场潜力不断地被开发出来，服务业较高的盈利机会对市场主体的“诱导性”投资，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的倾斜，可以大胆预测，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青睐”。我们预测，到２０２０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很可能是５％、３６％、５９％，固定资产投资的主战场必然是服务业。

　　第五，服务业成为生活方式的主杠杆

　　服务业无非是为两个对象服务：一个是为相关产业发展作为中间投入提供的生产性服务：一个为居民生活提供的生活服务。生产性服务业是我们的短板，当然要努力补齐。但任何发展，归根结底是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当我们的生活摆脱贫困，迈入小康或更高层次，就必然要追求三个重要的目标：安全、便利、智能。要实现便利化、安全性和智能化，如果没有以互联网、大数据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那么我们的生活方式是粗放的、生活效率是低下的，既不便利也不安全。所以，我们要感谢互联网、大数据及其他信息技术和信息服务给我们生活带来的便利、安全和智能，以及由此带来的民生福祉的提升和寻常百姓生活方式的变革。

　　二、“十三五”我国服务业国际地位的变化

　　２０１４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３０．６万亿元人民币，按当年人民币兑美元的平均汇率６．１４３计算，折合４．９８２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业份额为９．１％，占全部中等收入国家服务增加值的比重为３７％。从ＧＤＰ占全球的比重看，２０１４年我国ＧＤＰ折合美元约１０．４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约为１３．３％，远高于服务业在全球的份额。到“十三五”末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预计将达到５３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如果能保持在６．４左右，折合美元为８．３万亿美元，占全球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将为１３％。也就是说，在“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在全球的地位将有明显上升，其在全球的份额将上升３．９个百点左右。服务业的国际地位和ＧＤＰ的国际地位基本相匹配。这意味着，我国服务业将处在世界中等发达程度。

　　从国别比较分析看，２０１４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达到１３．７１万亿美元，为全球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在全球服务业中的比重超过四分之一，是中国的２．７５倍。预计到２０２０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将达到１７万亿美元，大约是我国服务业增加值的２．０４倍。我们与美国在服务业规模上的差距将明显缩小。

　　与此发展相呼应的是，我国服务贸易等指标在全球的地位也将稳步上升。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全球服务贸易占ＧＤＰ比重基本保持在１１－１２％之间的水平，分别为１１．６６％、１１．７９％、１１．９４％、１２．３７％、１１．４６％（世界银行ＷＤＩ数据）。其中，美国、中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居于全球服务贸易前六位的国家，占全球服务贸易的份额接近一半。２０１４年全球服务贸易总额９．８００７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４％，高于世界贸易３．２％的增长水平。其中，服务出口４．９４０４万亿美元，增长４．２％；服务进口４．８６０３万亿美元，增长４．７％。从中国的情况看，２０１４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全球占比为６．２％，其中出口额与进口额的全球占比分别为４．６％和８．１％，位居全球第五位和第二位。

　　我们预计，受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美国ＴＰＰ、ＴＩＰＰ等区域战略的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在互联网经济等新业态的引领下，通过各区域自贸区建立和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推动，仍将持续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在“十三五”期间增长率为５％左右，高于世界贸易４％－４．５％的增速。

　　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将超过１３万亿美元。而中国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比重，也将提升到８．７％－９％，但是，与中国ＧＤＰ在全球的比重（预计到２０２０年为１６％－１７％）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可见，在“十三五”时期，服务贸易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

　　三、我国服务业追赶发达国家的战略对策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不但成为了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也将快速上升。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国战略思路和相关政策也应该进行变化，为服务业的增长提供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

　　１、创新发展

　　创新是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和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要素，但现有的创新支持政策，大多都关注实体产品的创新，或者说硬创新。服务创新具有高风险、知识产权难以保护、技术集成等特征，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而且失败的风险比较高，创新后保护成本很高，必须有充分的政策支持。当前要重点要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一是创新人才政策，鼓励服务业产学研联合发展。建立健全服务业人才信息库和人才服务机构，给予高端服务业人才创新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对其房租和办公用房予以适当补贴。二是支持金融创新，充分发挥金融的支撑作用。鼓励商业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面向为高端服务业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积极建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完善融资担保体系，支持开展股权质押、知识产权质押等融资服务；争取设立农村金融改革试验区，积极推动农村金融服务方式和经营模式的转型升级。三是实施“互联网＋”行动计划，鼓励利用“互联网＋”创新服务业发展。要抓住互联网发展的机遇，培育服务业新增长点，实现服务业的赶超。重点支持物联网、互联网金融、众包、分享经济、移动医疗、网络教育、大数据、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快速发展。

　　２、融合发展

　　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产业间融合与互动发展是大势所趋。走融合发展道路，意味着要在制造业和农业注入更多更高质量的“服务元素”。这样做，既为服务业本身发展赢得了更大的市场空间，也为制造业升级、农业现代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强大的工业是强国的基础，我们正在致力于打造“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这一宏伟目标的实现，固然要工业自身的努力，但更需要“研发设计、软件与信息服务、质量控制、现代物流、营销渠道”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与互动，助推传统制造业走向“中国智造”。

　　产业融合一般涉及产业链运作模式变更、产业链创新协同、相关平台的搭建，乃至于管理模式的变动、行政监管与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革新。需要根据产业融合的特征，在市场准入、税收政策、公共环境构建等方面出台先行先试政策。一是明确产业融合所衍生的交叉行业的市场准入规则。产业融合所产生的一些交叉行业，如电子商务、网络文化产业、物联网等，往往涉及多个监管部门。因此，需要协调监管部门，对市场准入、监管模式等各方面进行明确。二是制订有利于产业融合发展的税收政策。产业融合因涉及不同行业，这些行业可能涉及不同的税收政策，因此，需要根据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积极制订并实施适用于各类交叉行业的税收政策，如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三是构建有利于产业融合的公共环境。发展因产业融合而产生的新兴服务业，需要良好的公共环境：智能交通产业需要政府开放实时交通数据与地理信息数据；电子病历需要卫生、医院等多个部门的配合；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需要开放知识产权数据库；电信增值服务需要对大运营商的垄断地位进行管制等。因此，可以出台相关政策，为产业融合构建一个良好的公共环境。

　　３、集聚发展

　　服务业集聚，即指服务业在特定地域空间的聚集现象。服务业空间上的集聚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必然选择，服务业集聚发展是提升区域竞争力和产业竞争的重要手段，也是实施新型城镇化道路、走产城镇融合的有力支撑。顺应集聚发展的趋势，鼓励服务业园区自然形成和有机成长，是“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之一。

　　要发挥市场主导服务业集聚区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责任是搭平台、优环境、聚人才，而不是插手集聚区具体的建设事务。平台建设是发展服务业集聚区的重要支撑点。对政府而言，不仅要抓项目、抓集聚区，更要致力于平台建设，只有抓好平台，才能切实提升服务业辐射力、影响力和凝聚力，才能有效降低服务要素的交易和使用成本。要在已有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内部或者附近，建立起各种为其服务的公共平台，比如研发设计、试验验证等公共技术支撑平台，咨询、评估、交易、转化、托管、投融资等知识产权应用服务平台，集交易、物流、支付等于一体的综合电子商务服务平台等，以降低制造业集群的交易成本，优化投资环境。

　　４、壮大主体

　　企业是市场主体。主体强，产业才盛。只有把服务业企业做大做强，我国现代服务业大国强国的地位才能真正奠定。

　　目前重点要研究制定服务业大企业大集团动态培育目录和方案。鼓励服务业企业专业化发展，推动优势服务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打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和产业联盟，培育若干有特点、有品牌、有控制力的服务业龙头企业或企业集团。积极发展服务业中小企业。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健全各种类型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降低银行风险，鼓励金融机构向中小企业增加贷款，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减少行政审批环节，加强和改进市场监管，创造有利于中小服务业企业发展的宽松环境。

　　５、双向开放

　　服务业对外开放是提升我国服务业素质和国际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服务业将是我国下一步对外开放的重中之重。

　　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着力推进金融、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领域的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地放宽服务贸易的准入和投资限制，实现服务要素在全国、全球范围内的互联互通。服务业对内开放同样重要。既需要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但更需转向促进内资服务业快速发展。要切实破除行政壁垒和画地为牢的桎梏，力争服务要素在全国范围内无障碍流动和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提高服务资源的配置效率；各地既能把自己的服务业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又能吸引其他地区的服务要素进入，弥补自己的短板。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高端声音

　　走好中美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新路 

　　中美关系是对当今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国际关系，全球以及地区发展中的许多挑战和问题，都要在双方合作的框架下共同应对解决。原国务委员戴秉国指出，中美关系要向前发展，一定要走好一条新路。２１世纪有两点可以肯定：美国的老大地位是谁也取代不了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或振兴是谁也挡不住的。美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在美国自己；中国能否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关键也在自己。其中十分重要的是中美双方能否处理好彼此的关系。

　　什么叫“处理好”？就是走好一条新路，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是中美双方光明正大地在十年战略对话历程中共同磋商、逐步凝聚起来的共识，是两国元首在一次又一次会晤中确定下来并一再重申的战略决定，是确保中美关系持久稳定发展的大框架。中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还需要坚持不懈地做好几件事。一是加强高层和各级别间坦诚深入的沟通对话，二是要聚焦合作，三是要切实管控好矛盾和分歧，四是要加强治国理政的经验交流。

　　以辩证思维推进治理现代化

　　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必须在思想理论上保持清醒，从中国实际出发，树立辩证思维，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民主与权威、自由与秩序的关系。

　　处理好现代与传统的关系。现代性是同传统性相对应的范畴，现代化国家是具有现代性的国家。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借鉴较早实现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经验时，能不能割断自己的历史脉络、完全否定自己的传统呢？当然不能。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总是善于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现代性，在拓展现代性的过程中扬弃传统。

　　处理好民主与权威的关系。有一个重大误解是认为民主与权威相对立，民主是反权威的。实际上，恩格斯早在《论权威》一文中就深刻指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当然，也不能过分夸大权威的作用。驱动民主和法治两个轮子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正确处理民主与权威的关系。

　　处理好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在现代化进程中，完善民主也好，健全法治也罢，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和保障人民群众的自由。但自由同样常常被人误读，其中之一就是把自由与秩序对立起来，把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解读为追求绝对自由而不要秩序；一讲秩序，尤其是建立规范的秩序，就认为是限制自由。没有秩序就不可能有可靠的自由和民主，只能出现无序和混乱。顺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自由与秩序的关系，建设一个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

　　判断是否垄断关键看市场的门是不是打开

　　针对滴滴、Ｕｂｅｒ两家网约车公司合并是否会形成垄断一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表示，判断是否垄断的标准关键看市场、法律的门是否打开，只要市场准入的门是打开的，并且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就不会形成垄断。

　　由于某些信息尚未完全公开，所以对两家公司的合并，暂时不能轻易评判其性质。不过，不要轻易谈反垄断，更不应用市场份额的多少来看是否垄断。垄断可能是用户自由选择的结果，更应该看如何促进竞争。关键是看市场、法律的门有没有打开，只要市场准入的门是打开的，没有法律上的障碍，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会有很多企业进来竞争，不会让几家大公司长久垄断，它们稍有闪失就会被其它公司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