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生            

　　所谓“志愿”，乃是一个人的“志向和愿望”。填报高考志愿，应当是考生根据自己的志向理想、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结合自己的考试成绩、学习能力，选择适合自己深造的大学的自主行为。大学招生人员、老师和家长，可以为考生提供指导和建议，但绝对没有越俎代庖甚至强行决定的权力。

　　就笔者所知，每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时节，那种罔顾考生志趣，由大学招生人员、老师或家长“包办志愿”的现象比比皆是。说穿了，背后是各种利益在驱动。可以说，如今高考志愿已不单是考生选择大学、挑选专业的媒介，一定程度上已成为大学、中学和家长的利益载体。

　　先说大学。每年招生季，很多学校在比拼招生分数高低、斩获“状元”多少方面奇招迭出。去年，在西部某省城，甚至发生了京城的两所顶尖大学招生人员，为了争夺高分考生而大打出手的奇闻。近日从媒体上得知，华北某省公布高考分数的当晚，省理科“状元”瞬间失踪，原来已被一所顶尖高校招生人员拉到京城“参观学校”去了。都说恢复高考近４０年来，高考“状元”成大器者寥寥无几，“状元”的意义和价值难如人意。殊不知，他们瞬时的“广告效应”，已为录取学校挣足了面子———每年招生结束后，高校的总结表彰大会上，招生人员如数家珍，盘点各省市高高在上的投档分和收入囊中的“状元”数，那是多大的荣耀。再看那些高分考生，在数额巨大的“招生红包”、天花乱坠的承诺以及身不由己的“参观学习”面前，还有几个人能坚守初心，奔着“自愿”而去？

　　再说中学。如今中学尤其是重点中学间的竞争，完全可以用“惨烈”一词来形容，比拼更是简单直接———看高考成绩。重点中学之间，已经不只是比学生的本科率，而是比北大、清华这些名校的录取率。笔者曾在西南某贫困县县中的校园网上看到，这所学校的“高考奖励条例”规定：凡考取北大、清华的学生，每人奖励２万元；考取复旦大学、中国科大等校的学生，每人奖励１万元。其做派堪称豪爽潇洒，全不似头上还戴着“贫困县”的帽子。如此“破费”，说白了，就是为了借名牌大学的名声来发展壮大本校的“教育产业”。如此，中学能不为自己的学生跻身北大、清华极尽所能吗？教学中的“培优工程”轰轰烈烈（在许多重点中学里，“北清计划”已成为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与名牌大学搞好关系、打通自主招生中的每个环节，都会摆上议事日程。再有一点，就是对高分考生志愿填报的“处理”了。这种“处理”，其原则就是填报志愿时一律“就高不就低”，让学生“宁当凤尾，不做鸡头”，一切以冲击名牌大学为目的。至于学生的兴趣爱好、未来发展全不考虑，用“兴趣可以培养”“未来全靠努力”之类的话就打发了。

　　最后说家长。如今，家长通情达理、懂得尊重孩子的不少，但自以为是、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于孩子的更多。《中国青年报》曾刊载过系列调查报告《逃离工科》，探究了中国科技人才匮乏的一个重要原因：大量学业拔尖的优秀人才逃离理工科，纷纷投向了金融、经管、工商乃至行政管理行业，致使这类行业成为吞没我国顶尖人才的黑洞。追踪每年高考高分段考生的走向就会发现，很多人进了大学的经管、金融之类的系科。记得中国科技大学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红极一时，录取学生的考分力压北大、清华，全因为那时候“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全民心目中的分量，当科学家几乎成了孩子们的首选目标。再看今天，更多家长恨不得自己的孩子将来能“一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而实现这一愿望，他们认为非读经管、金融、行政管理等专业莫属。所以填报志愿时，许多家庭往往家长、亲朋齐上阵，为孩子敲定未来人生，而孩子们自然难以招架，高考志愿也就成了装满家长、亲朋“富贵梦”的箩筐。

　　志愿遭遇“绑架”，其结果便是孩子愿望难以实现，兴趣无法满足，个性得不到张扬，导致读大学成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走过场。这样的求学者，在学校会尽心尽力学出成果吗？在工作中能倾心付出创造辉煌吗？君不见，每年总有不少名校的学生被淘汰、中途改专业，有多少不是因为之前“被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