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编者按

　　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如果用图形来表现一种比较理想的现代社会结构，那就是“橄榄型社会”，即两头小中间大，也叫做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社会。中等收入人群堪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是构筑可持续发展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基础。

　　宁波社会阶层结构正在朝这个方向前进。但社会阶层结构的演变需要具备很多条件，无法一蹴而就。宁波优化社会阶层结构，打造“橄榄型社会”，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结构阶层发展变迁趋势、找准优化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路径，立足宁波实际有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宁波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趋势及特点

　　史斌

　　社会阶层结构，是指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以及他们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和身份。与经济结构一样，社会结构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水平最基本、最重要的指标和工具。深入认识社会阶层结构问题，科学分析社会阶层结构变迁的阶段性特征，是奠定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健康运行的结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４年１２月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到２０２０年，“我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大，中产阶层稳步增加，到时候可以完成主要经济指标”。在今年５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强调，“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是转方式调结构的必然要求，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建设“橄榄型”社会结构，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推动宁波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升级，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的重要抓手。

　　一、宁波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非常显著的发展变化

　　为深入认识和了解宁波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情况，受时任市委主要领导委托，首部系统研究宁波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情况的书稿《宁波市社会结构变迁研究》，已于２０１６年５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课题组在宁波范围内选取海曙、鄞州、余姚、象山等具有代表性的县（市）区，采用多阶概率比抽样方法，共抽取有效样本１２５６份，对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基本情况、主要特征及存在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同时，为了更好地说明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情况，我们还将分析结果与姚伟杰在２００４年所做的调查结果进行了对比分析。

　　中国社科院课题组在２００２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研究报告》中，以职业分类为基础，根据人们对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程度的差异，将中国社会分成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经过十多年来的变迁发展，宁波社会阶层结构有了非常显著的发展变化。

　　按照“十大阶层”的分类来看，其中，“地方党政部门管理层”的比例由１．３％下降到了１．０４％，“经理人员阶层”的比例由１．６％上升到了３．７４％，“私营企业主阶层”由３．５％上升到了５．３５％，“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由９．８％上升到了１０．２５％，“办事人员阶层”由９．１％上升到了１０．９２％，“个体工商阶层”由８．９％上升到了１０．３８％，“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由１２．６％上升到了１４．８９％。与十年前相比，这些学术上普遍认为的中等收入阶层（群体）的比例大都呈现上升的态势。而“农业劳动者阶层”呈现明显下降态势，由１９．６％下降到了５．６５％，“无业失业者阶层”也由４．９％下降到了３．１５％。这说明当前宁波的社会结构已经基本脱离了“金字塔型”的结构状况，中间阶层比例明显扩大，形成了中部下沉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逐步走向现代化、合理化。

　　二、宁波社会阶层结构发展变迁呈现的特点

　　一、市场化推动中间层持续扩大，但尚未成为社会阶层结构的主体。中间层的主要构成群体是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个体工商户等，其发育壮大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地方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由于宁波外贸和民营经济发达，一方面推动了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户阶层的蓬勃壮大，另一方面也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阶层的繁荣增长提供了广阔空间。得益于此，近年来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层不断扩大，为整个社会阶层走向健康稳定的“橄榄型”结构打下了基础。

　　但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中间层发展仍不充分。一是从规模来看，中间层只占总体规模的１／３不到。社会阶层结构，尽管已基本摆脱了原有“金字塔型”结构，形成“橄榄型”结构的雏形，但“橄榄”中部明显下沉，呈现“亚金字塔型”或“洋葱头”状态，反映出社会基础层的总数仍然庞大。二是从质量来看，中间阶层对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评价普遍偏低。其自评往往低于该阶层在社会结构排序中的实际位置。

　　二、城市化释放出大量农村劳动力，但能流向社会中间层的很少。近年来宁波大幅加快城镇化步伐，直接反映为农业劳动者阶层明显萎缩分化。调查显示农业劳动者比例较之以前有了大幅缩减，许多农业劳动者在脱离农业生产后，或是经商、或是进入各类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即投身第二、第三产业。为此，宁波产业工人、个体工商户阶层比例相应上升，低端服务业劳动者群体也有所增长。

　　但也要看到，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橄榄”下部看似缩小，实际上是由于城市化等因素导致了农业劳动者阶层分解。这些农业劳动者大部分成为产业工人，仍属基础层。这种农业人口流向工业人口的结构变化，是第一次现代化（即工业化）的产物，而第二次现代化（即信息化和知识化）应表现为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等的繁荣和中间阶层的扩大。

　　三、工业化使产业工人阶层膨胀，但限制了社会阶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化发展带动了宁波产业工人阶层的增长。目前产业工人阶层占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３４．６３％，较之十年前增长了两成以上。

　　宁波社会阶层结构与“二三一”的产业结构是相呼应的。工业化会使得产业工人数量经历一个先膨胀再回落的过程。宁波仍处于产业工人膨胀时期，这意味着产业结构现代化还不充分，商业服务业发育程度还不足。宁波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只占到社会阶层总数的１４．８９％，与上海等发达城市相较而言比例偏小（上海市２００８年商业服务人员已占常住人口的２９．９％）。社会阶层结构直接受制于所处的工业化阶段。“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尚难以促使产业工人阶层向商业服务业劳动者阶层的相对横向流动，或是向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的纵向流动。

　　（作者为市社科院社会所所长、副研究员）

　　推动社会阶层结构向成熟“橄榄型”转型

　　孙肖波

　　健康、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经济社会生活正常运作、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增强社会信心、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条件。理想状态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是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拥有庞大的社会中间层，并具有公平性、开放性、易流动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经济社会快速转型和急剧变迁的过程中，宁波的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一系列分化，社会阶层关系亦随之深刻变化。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目前已基本脱离了“金字塔型”，形成一个中部下沉的“橄榄型”，并正逐步走向现代化、合理化。

　　针对上述现实，宁波亟需提高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自觉性，在经济社会政策上有所导向、有所设计、有所行动，促使资源、财富和机会在不同阶层之间自由流动，推动社会阶层结构稳步调整，进一步向具有现代特征的成熟“橄榄型”转型。

　　一、推动现代产业结构基础上的职业结构高级化

　　职业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变迁息息相关，而地方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职业结构。因此，针对宁波目前“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和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工业，加快产业结构现代化是优化宁波社会阶层结构的关键。

　　一是要提升工业效益，加快转型升级。要抓住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我国结构性改革契机，把握建设我国首个“中国制造２０２５”试点示范城市的重大机遇，推进宁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工人数量由膨胀走向缩减。与之相应，依托高职、中职，推进针对产业工人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提升其文化素质和技术水平，从产业工人中再次分化出中高级技工群体，使其流向中间层。

　　二是要推动现代服务业成熟壮大。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证明，信息、金融、商业等现代服务业的繁荣，将极大促进企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等中间阶层的壮大。为此，宁波应继续加大扶持，切实放低门槛，大力推进现代商贸、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发展。

　　二、关注社会中间层进一步成长

　　社会中间层有社会“稳定器”之称，其成长与扩大是优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关键。近年来宁波的中间层不断扩大，但仍存在着进一步发育、发展的空间与必要。

　　一是要营造进一步扩大中间层规模的良好政策环境。充分考虑私营经济、个体工商户及创业者的发展需要，为其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可采取扩大市场准入范围、减少税费、减少行业准入限制、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进一步推进市场化，促进机会均等。

　　二是要增强中间层的稳定感和安全感，提升其主观认同度。宁波社会中间层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自评和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都偏低，有明显的“认同下移”倾向。为此，要做好对中间层的“兜底”工作，提高保障水平，减少因病、因教、因房等“返贫”的可能性，缓解其心理压力，努力培育出一个心态稳定、对个人生活具有较高满意度、对社会具有较强责任感的中间层。

　　三、重视分化后的农业劳动者

　　宁波地处东部发达地区，近年来大幅加快城镇化步伐，释放出大量本地农村劳动力，并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这些外来人口和离土进城的本地农民都面临着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的转变，亟需引导、推动他们更多地向中间层转变。

　　一是要着力提高离土农民的就业竞争力，进而提升就业质量。继续加快促进就业和稳定居住基础上的新型城镇化，积极为离土农民提供更有针对性、更有实效的职业技能、文教卫生、法律常识、城市生活等知识培训和心理辅导，避免其在消耗完土地补偿金后成为城市无业人员。

　　二是要缓解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隔离”和“阶层固化”。针对大量外来人口，宁波要进一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妥善解决外来人口子女就学、基本医疗等问题，提供更多文化、法制、安全和职业技能等教育培训，提升综合素质，促进向上流动。

　　四、提升社会成员的公平感

　　在社会阶层日趋分化、阶层结构不断变动的背景下，社会成员对竞争环境不公平、社会制度不合理等相当敏感，处理不当将有可能引发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

　　一是要提高社会流动机会，增强社会信心与希望。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是一套相互对应的机制，前者保证了社会的有效运转，后者则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由此带来的不平等。因此，要努力在制度安排上提供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从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保证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均等，防止“代际效应”下的不公正现象，保障代际流动的开放性。

　　二是要为各阶层提供充分的“话语权”，包括建设平等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畅通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切实扩大社会各阶层的制度化民主参与，防止弱势群体“被代言”或“被沉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协调不同利益群体间的矛盾，形成一个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共同体。

　　（作者为市社科院社会所助理研究员、上海大学博士研究生）

　　着力培育和壮大

　　蓝领中等收入群体

　　刘玉照

　　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逐步缩小收入差距，避免贫富两极分化，不断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建立结构良好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梦想。我国人均ＧＤＰ在２０１０年跨越４０００美元大关，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根据宁波市统计局公布的数据，２０１５年宁波市地区生产总值８０１１．４９亿元，按常住人口（７８２．５万人）计算，宁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１０２４７５元，突破１０万元大关，同比增长６．９％，按年平均汇率折合１６４５３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人均ＧＤＰ达到１２６１６美元的城市，就属于高收入城市，这标志着宁波已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高收入城市行列。

　　与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相适应，根据“宁波市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研究，宁波整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重大变化，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框架中走出来，基本脱离“金字塔型”的结构形态，呈现中部下沉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一个与现代化相适应的、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基本形成。从客观标准来看，根据收入、教育和职业三个标准来测算，宁波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大约为３３．１６％。从主观认同来讲，认为自己是社会中层和中下层的比例分别达到了４３．６２％和４０．１６％。

　　一、培育和壮大蓝领中等收入群体，是优化宁波社会结构的重点

　　要进一步优化社会结构，就要进一步减少下层和中下层群体的规模，培育和壮大中层和中上层群体的规模。根据“宁波市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的调查，在宁波下层和中下层群体当中，占比最大的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人员，其中，产业工人占比分别达到了３１．８５％和３９．７７％，商业服务业人员则分别占了３３．１２％和２４．１６％。而在宁波的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队伍中，外来务工人员占比分别达到了５９．３６％和５５．２０％。因此，提高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和福利待遇，尤其是产业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中外来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和待遇，使得他们中的更多成员能够借宁波跨入“高收入城市”行列的东风，尽快跨入“中等收入群体”行列，对于优化宁波市社会结构，尽快实现真正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意义非常明显。 

　　回顾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优化的历史，“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主要有两个路径：一个是在工业化背景下，提高产业工人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培育和壮大蓝领中等收入群体；另一个是后工业社会来临后，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出现大批白领中产阶级，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结构。 

　　宁波虽然从收入来讲已经跨入了“高收入城市”行列，但是在产业结构上，根据宁波市统计局年度公报，２０１５年，宁波市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３９２４．５亿元，增长４．８％，其中工业实现增加值３４６０．９亿元，第二产业占比４９．０％，仍然排在第一位。在这个情况下，根据《宁波市委关于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宁波市产业转型升级最主要的路径除了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之外，更重要的是发挥自己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制造业优势，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制造业创新中心，着力培育支撑宁波未来发展的大产业，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因此，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产业工人，大规模培育一批蓝领中等收入群体，可能是目前优化宁波社会阶层结构，早日实现成熟“橄榄型”社会结构的最主要路径。 

　　二、建立现代职业技能养成体系，培育和壮大蓝领中等收入群体

　　要想培育和壮大蓝领中等收入群体，除了需要在产业政策上做出引导之外，更需要建设好现代职业技能养成体系，为蓝领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提供有效的支持，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打破城乡隔离和地区隔离，建立面向农民工的职业学校培训体系。职业学校培养体系是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很重要的依托，要及时实现办学体制的转型，利用这些教育资源为农民工，尤其是外来农民工的新生代提供廉价优质的职业教育，这是目前实现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最可行的途径之一。

　　第二、加强劳动就业保护与单位内部“师徒制”培训体系的重建。当下职业技能培训普遍存在着激励不足的问题，在国家和地方政府极力倡导加强产业工人技能培训的同时，企业和工人却缺乏积极性，这里的关键是要解决劳动技能培训的风险分担问题。在目前缺乏劳动保护、流动十分频繁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和工人都很难有足够的激励来对劳动技能培训进行投资，只有形成相对稳定的劳动保护机制，明确劳动技能培训的风险收益分配，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企业对工人技能培训的投资激励，也才能使得在企业内部重建师徒制培训体系成为可能。

　　第三、重建职业技能认证体系，提高蓝领工人的待遇与社会地位。要从总体上重建我国的职业技能认证体系，必须形成与职业技能等级相适应的社会回报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改变目前整个社会对劳动技能培训激励不足的问题，才能逐渐改变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社会层面形成不断壮大蓝领中产阶级的培育机制。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