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观潮朱泽军

　　去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把审查立案制改为立案登记制，之后，基层法院的立案数量激增，其中不乏滥用诉权的“奇葩诉讼”。如一市民在路上遭人盘问，怀疑系某民警所为，欲提起诉讼。还有一位男子去某单位时遭到门卫阻拦，也到法院告状讨说法……

　　依照现行法律规定，只要是起诉人认为对方的行为损害了其利益，作为一种诉权，法院就要予以保障。至于其起诉是否属滥用，甚至是虚假诉讼，法院须经过审理，才能确认。因而，那些在一般人看来纯属抱着投机心理，欲通过诉讼获得利益，甚至明显无聊、荒唐的“奇葩诉讼”，只要符合立案登记条件，法院就得受理。此外，在经过法院审理后，即使明显属于“奇葩诉讼”，但只要没有证据表明提起诉讼者有恶意串通、企图实现不法之目的、伪造或提供了虚假证据，法院也不能对其进行处罚。“奇葩诉讼”虽属个别，但一定程度上干扰了法院正常的审判秩序，挤占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损害了司法权威。

　　少数当事人之所以滥用诉权，一个重要原因是法院诉讼收费标准过低。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收入不断增长，但法院的诉讼费标准实际上不升反降。如法律规定，以调解和撤诉方式结案的劳动争议案件，每件只收5元。许多“奇葩诉讼”在被法院裁定驳回起诉后，诉讼费更是依法分文不收。显然，滥用诉权者几乎不用支付诉讼成本。实际上，一起诉讼案会占用不小的社会资源，法官为审理案件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成本，作为应诉的对方当事人，因此而被迫参与诉讼，要面临应诉、取证、开庭等等环节，其生活会受到无端干扰。 

　　理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根本原理是，任何有行为能力的人都应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有关部门需要认识当下法院诉讼费过低引发的不良作用。或许有人会问，法院提高诉讼费收费标准，会否增加群众“打官司”负担？其实不然，法院立案之初，对诉讼费实行预收，当事人若预交诉讼费确有困难，可以申请缓交、免交。与此同时，诉讼费具有“惩罚性”的重要功能，即由败诉当事人承担。总之，依照权利与责任相统一要求，公民在享有相应权利的同时，也应对行使权利的后果承担责任。适当提高诉讼费收费标准，增加滥用诉权者的经济风险，使其付出应有的代价，不使广大纳税人为滥用诉权者买单，这对减少“奇葩诉讼”，增加司法效率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