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颖

　　１０月１１日，京剧名家史依弘与李军领衔的《红鬃烈马》在逸夫剧院落幕。角儿自有角儿的光彩，演起戏来“稳、准、狠”，唱念做打，都恰到好处。普通演员与“角儿”之间，就差这一丁点儿分寸感。

　　有趣的是台底下、朋友圈里的调侃。都说薛平贵是个“渣男”“不靠谱男”。一去西凉十八年，其间他借代战女上位称王，坐拥江山美人，过得很是滋润；回来却还要试试历尽艰辛的王宝钏贞洁不贞洁。调侃的都是戏迷，说笑归说笑，还是乐呵呵儿听戏。对于真正的戏迷来说，有了精彩的唱念做打，思想内容往往就乐意放一放，一边吐槽，一边享受。

　　然而，如果是一个非戏迷呢？当你告诉他，这是经典，要看就得看这个，我猜他终究会掀起椅子走人给你看。

　　坦率说，《红鬃烈马》在思想内容上已经完全失去了共鸣的语境。一个为了男人跟爹赌气闹掰十八年，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终于盼来丈夫（然而是带回另一个女人的丈夫）的白富美，竟然是喜滋滋地与另一个“她”共侍一夫去了，而男人的过错却是无需追究的。不论从情理还是道德观上，我想我们都已回不到那个三妻四妾的年代了。如果想要用这样的故事去壮大戏曲的观众队伍，必定会铩羽而归。

　　所以，才有这些年的戏曲改革。

　　戏曲改革实践不断，步子一直未停过，诸多原本身处自己领域前沿的优秀戏曲演员，以及不少并非身属梨园行的导演，都纷纷涉足。而每每有所动作，总会引发诸多争论。以茅威涛为例，从《寒情》开始，她的每一次实践，几乎都毁誉参半。她的作品多关注主题与人物的开掘，对于戏曲本体的“四功五法”的打磨，看上去却并不经心。许多专家与戏迷维护她，觉得戏曲必须要从原来陈旧的状态中走出来；而另一些专家与戏迷抨击她，认为她做的作品越来越不像越剧，不像戏曲。

　　客观地说，浙江小百花的许多作品，不论像不像戏曲，整体还是保持着较高的艺术水准。然而，许多人说演员功底不够，活儿不实，也并不虚妄。事实上，唱念做打达不到一定的水准，必然会反过来制约人物的塑造，又使剧作经不起琢磨玩味，咂巴不出滋味来。

　　不由又想起李玉声先生引起巨大争议的１６条短信。傅瑾先生曾就此写过《身体对文学的反抗》一文，非常深刻地探讨了戏曲演员“身上”与“心里”的关系，及戏改中文学立场和戏曲表演传统之间的矛盾。他实际上强调了一个事实：戏曲演员身上的“四功五法”，恰恰是戏曲区别于其他艺术样式的重要特征。戏曲演员身上有“技术”，是其成为戏曲演员的基础；无论是人物塑造，还是主题表达，都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没有宏大深刻的主题和生动传神的人物，只要演员的“四功五法”够精彩，戏还是戏，还是值得玩味；但如果只有前者，没有后者，观众为什么不直接去看话剧或影视呢？ 

　　就比如《红鬃烈马》，王宝钏是“愚人”，薛平贵是“渣男”，但史依弘和李军身上有“活儿”，它便依然可以看出滋味。这也是八个样板戏至今仍在传唱的原因。当然，不论戏曲自己愿不愿意，艺术作品毕竟都有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的要求。并且，艺术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主创的自我表达和民众的教化熏陶等方面的功能，思想内容上的追求，仍是不可松懈的。

　　然而如今，正因为戏改中充斥着文学立场与戏曲表演传统的矛盾，每次争论都给人们一种假象，仿佛主题开掘与人物塑造，跟戏曲的表演传统之间的关系，就跟创新与守旧一样，是“有你没我”，矛盾对立的。

　　真的如此吗？难道事实上这两者不是相辅相成的吗？对深刻的社会问题的探讨，对传神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并不妨碍戏曲表演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反过来，后者会更好地促进这两个目标的达成。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作替换而不是做加法呢？两全其美，不是更好吗？只怕比起文学立场缺失来，戏曲演员“技术”的退化和对表演传统的背弃，才是更大的悲哀吧。因为，前者不但戏曲可以做到，文艺样式中，有哪一个做不到？而后者，却是除了戏曲自己，谁也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