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俊人           

　　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大概４０％的经济发展来自于技术或者体制性的创新。这是过去３年的一个数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到目前为止依然能够保持６．５％以上的ＧＤＰ增长率。除此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创新驱动战略的执行，实际上也一直在激励人们更积极地尝试和追逐自己的梦想。

　　但即便如此，对创新经济的道德哲学反思仍然是有必要的。比如，创新的目标仅仅是为了ＧＤＰ的增长吗？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创新经济只是为了保持目前的增速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角度是片面或褊狭的，就难以正确看待创新，甚至可能导致过分依赖ＧＤＰ来判断创新经济的成效。

　　实际上，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对于创新而言或许是更为重要的。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经济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如此一来，我们就不得不对创新作更全面的反思和评估。比如，认真考量在创新过程中，我们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些代价是否被忽视了？创新经济或许会消耗大量资源，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金融资源、科技资源等。但在具体的过程中，这些资源或成本是得到了合理开发和利用，还是被浪费掉了？

　　需要强调的是，任何形式的创新如果缺失了合适的条件或前提，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也未必一定是值得追求和鼓励的。在当前的经济社会环境下，人们固然可以尝试各种创新，但前提条件是：创新者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素养。例如，科学技术知识准备、科技设备仪器、财务支持、组织激励，等等。审视过去５００年的现代化历程，很多例证都说明，如果没有上述条件，创新通常只会是某种财富奢望和资源奢侈。

　　第一，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社会价值的合理性。比方说，不管是否会带来经济上的成功，如果造成污染或者付出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任何所谓创新在社会伦理意义上都可视为恶的。

　　第二，任何经济创新都必须具备科学的合理性。否则，只会导致过度使用甚至浪费社会资源。而任何形式的浪费，无疑都是不应有的。

　　第三，创新需要必备的社会体制条件。一些用于刺激、鼓励经济创新的制度安排或多或少会有某种程度的制度偏向，从而引起某种形式的制度偏颇或安排不公。例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来说，某些针对创新经济而作出的现时性制度安排（特殊政策或策略）会不会产生制度效应的不公，就值得思考。

　　第四，创新需要足够的法治环境，尤其是知识产权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创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不能有效防止创新成果被剽窃或“被抢劫”，创新经济最终将是一句空话。如果创新者的创造成果不能得到很好保护，人们也就没有高涨的创新热情。

　　更重要的是，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科技知识的法律保障问题，而且在根本上是对创新者个人和团体基本权利的保护问题。就现实情况而言，保护知识产权可以说是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较为严重的问题。

　　第五，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炒作和利用。创新作为一种知识产权，蕴含着巨大商机。一般说来，它应该且必须按照市场方式来运作。但如果因此把创新简化为一种牟取利润和财富的方式，缺少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就难免会降低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经济创新本身所蕴含的美德伦理意义。换言之，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和道德伦理的考量，创新其实有着真理与道德、手段价值与目的价值之双重意义。

　　（作者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