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爱学问》 　　俞可平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８月 　　 　　俞可平曾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现任北京大学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是中国民主治理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倡导的“治理”“善治”“社会治理”“全球治理”“官民共治”“增量民主”“政府创新”“动态稳定”“协商民主”等理念影响深远、广受关注。本书是俞可平教授回归北大讲台后的首部文集，从“尘世的学问”到“天国的学问”，收录了《通过关键词理解中国》《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民主是个好东西》以及《历史偏爱学问》等多篇代表作。

《免疫》 　　［美］尤拉·比斯 著 彭茂宇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8 　　本书作者是美国西北大学教师尤拉·比斯。她发觉人们实际上是无法让自己的孩子或者自己“对这个世界免疫”，于是她开始了一场针对“免疫”的细致的调研。本书是她研究内容的集结———谈信任问题，谈取舍问题，谈科学的可贵，以及人们有时候的急功冒进。

《学术与政治（四版）》 　　［德］ 韦伯　著 冯克利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8 　　作者马克斯·韦伯是德国社会学家，现代社会科学的创立者之一。本书浓缩着韦伯学术思想的精华，也由于他作为当时一名“精神贵族”式的德国知识界领袖，对其身边的思潮做出了十分个性化的回应。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朱晨凯           

　　作为学者型官员的代表人物，俞可平在从政时就已著作等身，在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了十多年副局长后，他于去年底离职回到北京大学潜心学术研究。这本书正是他在这个时期著成，取名为《偏爱学问》，生动地表达了俞可平纯粹的知识追求与人生态度。本书分五个部分：看中国、说政治、谈民主、论治理和品学问。读完此书，相比前面四个部分的内容，笔者认为“品学问”这个部分更值得推荐给读者，毕竟就俞可平的经历而言，官场“转了一圈”再回归校园“品学问”，这“品”出的东西，一定蕴含着许多不一样的感受。

　　俞可平认为，要“品”的学问是两种：一种是应用性的对策研究，一种是抽象的学理研究。他把这两种学问叫做“尘世的学问”和“天国的学问”，认为应用性的对策研究的学问为“尘世的学问”，而抽象的学理研究是“天国的学问”。“品”这些学问的前提，是认识到“学术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关系———存在矛盾但又难分难舍。他认为纯粹的学问与现实的政治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难以调和的张力。就像俞可平在本书自序中写到：“我清楚地知道，政治的理性与学术的理性难以调和，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与学术的差距总是那么巨大。但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却总想把两者集于一身，试图努力以学术的理性去追求政治的理性。”但俞可平也承认，两者是难分难舍的，他表示自己回到北京大学之前，除了把大部分精力放在应用研究上，更多地还是以学术的而非政治的眼光去分析现实问题。

　　在面临为官和治学的选择时，为何选择“品学问”和“偏爱学问”？俞可平认为，“偏爱学问”除了个人喜好，背后也有一些历史规律。书中收录的《历史偏爱学问》这篇文章，就回答了这个问题。俞可平举了个例子：中国历史上总共有过３３２位符合法统登基的皇帝，４０８位正式称帝的君王，但现在人们能够记住的皇帝就那么几位。人们更多记住的是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孙子、荀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王安石、苏东坡等。造成这种现象，根源还在于传统观念“偏爱学问和思想”，由于传统中国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士大夫制度，这些人当中的绝大多数也都有官员身份，人们之所以今天还记得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官职，而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学识，以及对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

　　以史为鉴可以发现，“品学问”的目的是能够出思想，让好的思想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力。俞可平认为，也许是受“厚古薄今”和“言必称三皇五帝”的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认识到这个时代已经产生了不少对现实和历史进程深有影响的重要思想。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有伟大的思想。像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新旧观念相互碰撞的过程，是一个新的思想观念不断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不仅能够催生出伟大的思想，而且它本身就是伟大的思想解放的产物。

　　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品学问”，知识分子就应该“品”出自己在时代中应扮演的角色，以及对社会进步应担负的责任。俞可平在书中对责任给出了回答：充分吸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创造性地传承、改造和发扬伟大的中华文化，推动我国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这就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