痕 墨

　　同样是对上海这座城市市井生活的文学反映，前两年，金宇澄先生的沪语长篇小说《繁花》一度热销，频频获奖，而王承志先生的这本《同和里》却在出版社的稿纸堆中静躺了三年后才出版。然而这真是一本鲜活、灵动、幽默、活泼并从孩童视角看待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上海人里弄生活的杰作，那一时期的种种生活情态、人际关照，在王承志先生的笔下，栩栩如生。

　　小说主人公“我”和父亲“小皮匠”生活在一处叫作“同和里”的弄堂里。“我”因长得双耳硕大，所以外号“大耳朵”。彼时的上海还没出现如今城市建设同质化的现象，同和里到处是石库门房子，住在这里的街坊邻里间基本没什么秘密可言。一家事，十家事，一户人家中的是非别扭总会有邻里和居委会来“管账”，那真正是远亲不如近邻、人情味十足的年代。同和里是当时上海市区的一个小弄堂，里面住的都是些小人物：幼年丧母的“我”和父亲，剃头女人江水英，隔壁的宁波阿爷、宁波阿娘，还有“我”的干姐姐阿娟和她家的瘪嘴老太，喜欢养鸽的“橄榄头”，爱蹲在井边聊天的“阿陆头”等。父亲“小皮匠”靠在弄堂里摆摊给行来过往的生人熟客修鞋打掌谋生，“我”除了上学，就是在弄堂里颠来跑去，时不时惹出点祸来，并由此引来父亲用鞋楦头招呼的一顿好打———那时的孩子谁不是在这样吵吵闹闹、跌跌打打中长大的呢？

　　《同和里》其实并没有什么主体性的故事，简而言之，讲述的就是一条弄堂、一对父子、几户人家中鸡毛蒜皮的事，反映出质朴真诚、生机勃勃、笑泪交错的平民生活。在这些鸡毛蒜皮中，有人情冷暖，有烟火之气，所以这中间也就滋生了底层百姓纯正的人性品格。那时的街坊老少会在一起扯闲篇，喝老酒，也吵相骂。比如“我”太捣蛋，不小心把“橄榄头”家的鸽子棚给压瘫了，惹祸后不敢回家，逃到住在闸北的姨婆家“避难”。弄堂里人人知道我是个只有小皮匠才“收作”得了的调皮鬼，就告我的状。而“我”呢，也会搞点恶作剧让大人们出出洋相。“小皮匠”一度努力追求摆剃头摊的江水英，后来也跟一个酱菜店的女店员谈过恋爱，最后还是和同一个弄堂内卖甜酒酿的广东嫂嫂成了一家人———因为这三个女人中，只有广东嫂嫂待我像亲儿子。可见“小皮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我”，最心疼的却也还是“我”。

　　《同和里》很能勾起读者对于弄堂生活那其实并不遥远的回忆。苏浙沪一带人们的生活习惯和风俗相近，所以宁波读者阅读此书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共鸣心理。我们小时候不也最喜欢跟着隔壁大大小小的孩子一起追逐奔跑么？我们的父母家人露天吃饭时，不也总有邻居家的叔叔伯伯端着饭碗、扳着酒盅过来说笑么？这种市井人情而今已不多见，而这恰恰是《同和里》一书最富魅力的所在。因小说语言幽默，极具生活情趣，所以阅读过程中，我总会忍俊不禁。然而到了小说的后半部分，运动的狂飙巨浪席卷过来，那些乐天知命的小人物的人生也被笼罩上了一层阴影，人性中的高尚和卑下在此时有了一种近乎穷形尽相的展现。作者并没有避讳那个时代疯狂的一面，他写到“我”的小伙伴阿苗在马路上被人潮踩踏致死，干姐姐阿娟援疆回来后重病缠身，一个个无辜之人无端罹难。小说涉及的人物很多，形象鲜明而突出的也不少：机敏油滑的小皮匠，侠骨情肠的广东嫂嫂，温柔善良的阿娟姐姐，正直宽容的居委主任杨招珍，忠心不二的梳头姨娘……这些人其实活得很艰难，但他们背脊挺直，关键时刻有定力也有担当，叫人感佩。从中也可看出，特殊时代环境中，人和人之间虽然存在伤害，但在同和里，人们也患难相助，冷酷环境下人性光辉散发出来的温暖尤其可贵！

　　《同和里》是王承志先生向上海致敬的一本弄堂传奇，它不像《繁花》用纯正的沪语写成，它采用的是上海话的语感和节奏，所以还算不上是地域小说。就像作者自己所介绍的：“书中没有老派的方言，用到的上海方言从字面上就可以理解，比如假痴假呆、痴头怪脑等，外地读者也可以看得懂。上海人在其中看到上海味道，外地读者在其中看故事、看人物、看人性，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