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其洋            

　　据说，雄麋鹿为了接近雌性而彼此争斗时，犄角是主要武器。而且犄角越大，打败对手的可能性就越高。这样一来，有大犄角的雄麋鹿赢得的配偶更多，在下一代中，大犄角基因出现的频率更高，犄角便成了进化竞赛的焦点。

　　雄麋鹿的大犄角虽然有助于赢取雌性，但在繁茂的树林里碰到狼和其他肉食天敌，想要逃跑就难了。就此而言，每一只麋鹿的犄角其实不用长那么大，毕竟在内部争夺战中，犄角的大小是相对的。要是大家的犄角都变小了，彼此间的争斗结果还跟从前一样，同时又提高了从天敌嘴下逃生的几率。问题是，因为内部争斗是赢者通吃，所以，雄麋鹿总是想自己的犄角长得越大越好。这只雄麋鹿会这样想，别的雄麋鹿也会这样想。

　　看过篮球或足球比赛的人，应该会有这样的经历：本来大家都坐着看得好好的，有人为了看得更清楚或情不自禁而站了起来，挡住身后观众的视线。如果不是做好了斗嘴或打架的准备，后面的人一般也会选择站起来，随之，越来越多人站起来，结果没几个人比坐着时看得更清楚，但更累却是一定的。

　　这些年，“东海无鱼”的危机越来越严重，很大一个原因是，有人背弃传统约定，网织得很大，网眼却很小，一网下去，鱼子虾孙都捞上来。别的渔民见状，也会把网越织越密，甚至出现“绝户网”，导致恶性循环，形成“公地悲剧”。

　　１９４７年是青霉素投入使用的第４个年头，人们发现了一种能抵抗青霉素的葡萄菌变体（金黄色葡萄球菌）。医学专家们也明白，带抗药性的细菌变体，会导致更严重的问题。金黄色葡萄球菌出现后，医生们只好用另一种抗生素———甲氧苯青霉素来治疗它。但１９６１年，英国发现了抗甲氧苯青霉素的细菌———ＭＲＳＡ超级病菌，如今世界各地医院里都有它的身影。因为感染ＭＲＳＡ引发败血病致人死亡的比例，此后一直在升高。公共医疗政策有要求，医生只能在病人严重感染时开抗生素。医生也不可能不知道，病人每用一次抗生素，细菌产生抗药性的风险随之提高。但许多医生还是喜欢甚至过度给病人使用抗生素，因为如果自己不用，另一些医生屈服于患者尽快治好病的要求，或出于多开药多拿奖金的考虑而无节制使用，那自己就可能名利双失。

　　个别渔夫大量捕鱼，不至于对鱼群数量造成重大影响；但所有渔夫都用“绝户网”，结果只能是捕鱼越来越难甚至无鱼可捕。同渔民过度捕捞一样，抗生素的过度使用，也是一种“公地悲剧”。

　　央视的“新闻调查”栏目做过一期节目，说淮河流域的一些农田，１０年间化肥和农药使用量翻了一番。一些农民说，种一亩地山药，光化肥就要用３００公斤，农药每隔１０天就要打一次。农民也知道，化肥施得越多，对土地伤害越大，地力越来越差，农药越打越勤，一些虫子越是灭不掉，只得加大浓度或打药频率。记者问能不能少用化肥和农药，村民们说，别人用得多，产量高而卖价低，钱反而赚得多，自己不用，种地就要亏钱。

　　每到双休日和节假时，就会看到一些中小学生背着书包，步履匆匆、神情疲惫甚至满面愁怨地去上补习班，我心里就会想：我们小时候，根本没有“补课”一说，大家只是按时上学、按时放学，该学的时候学，该玩的时候玩，该干农活的时候干农活，不也好好的嘛。自家孩子上学了才发现，这几乎是所有家长的同感和疑问，答案则是：人家的孩子都在补，你不补，能行吗？如果都不补，我也不补。想想，真是让人无言以对。而听一些“过来人”谈经验，“还是要补课”就是重要一条。过度竞争，天天补课，重复练习，让许多孩子读书兴趣全无，变成了纯粹的“考试机器”。就像有孩子拿了奥数竞赛金奖后，狠狠地抛出一句：我以后再也不学奥数了。无他，只是为了拿奖，在升学时把别人挤掉，而不是因为真心喜欢。

　　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有些“过度竞争”到底是谁先挑起来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参与“过度竞争”的人都觉得很累、没啥必要，但谁也不敢先退出。这是一种个体的理性，却是群体的极大不理性。坐在篮球场里，前后左右的人都站起来了，别说你还能不能看清楚，光是别人那“高你一头”的压力，就够你受的了。这时候，你敢不站起来或能不站起来吗？人比麋鹿高级得多，但很多时候，人和麋鹿一样短视和愚蠢。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充分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设置理性的公共政策，引导和约束个别人的不理性行为，避免群体化的非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