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发布公告，开除了３名落马官员的会籍。他们是：辽宁省农委原副主任张景山，浙江金华市文物局原局长方竟成，河南省安监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李永新。据统计，从２００９年至今，这已是中国作协第５次发布公告开除落马官员的会籍，目前共开除１２人（１１月１５日《北京青年报》）。

　　点亮社会良知是作家的操守———此语出自著名作家、《小说选刊》原主编杜卫东之口。以此来衡量，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腐败官员，连起码的良知底线也难以坚守，更不可能点亮社会的良知，根本不配作家的称号。将其注销会籍逐出名册，是在捍卫文学的价值追求和作家群体的尊严与形象。

　　并非官员就不能当作家，也不是作家就不能进入官场仕途。譬如唐朝贤相贺知章、张九龄，不仅政绩卓著，其诗作也列入《唐诗三百首》；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之下之乐而乐”名句的北宋著名政治家范仲淹，翻遍史书，有谁对其“官场作家”身份提出质疑？

　　我们为什么拥戴范仲淹这样的“官场作家”，又为什么如此反感张景山、方竟成、李永新之流？所憎者，不在于他们曾经的官员身份，而在于日渐混乱的权力圈和文学圈关系，在于某些社会组织极力“傍官”、某些官员附庸风雅拿金钱买虚名现象。“著作等身”的李永新，文章水平连普通人也看不上，其所谓诗作中不乏“火车轰隆运煤忙、运到江边发电厂”之类大白话———若说中国作协不可能准确掌握其廉政情况，“误”将贪官当作家，公众还好理解，但对毫无文学水准的南郭先生也走眼失察，作协会员资格审查的门槛哪里去了？

　　作家就是作家，以文章立身，靠文章说话；官员就是官员，应该尽职尽责，恪守为政之德。二者可以融合于一人之身，但做官为文皆要遵循各自之道。对官场来说，要宽容那些身在体制之内，用业余时间写作的人，让他们有机会用心著述和创作，退则独善其身、进则兼济天下，但不能容忍个别官员借权力推销其所谓的作品，大发不义之财；就作协等团体而言，要坚守文学的价值标准和美好追求，坚决杜绝“傍官”“傍富”现象，决不让沽名钓誉的“官场假作家”混进作家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