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章在整理沙耆资料（史凤凰 摄）

应坚采访徐悲鸿夫人廖静文（黄力 摄）

沙耆油画作品（史凤凰 翻拍）

　　赵淑萍              

　　沙耆，被誉为“中国的梵高”“中国现代油画史上一颗璀璨的彗星”“中国现代油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在国内学画七年，赴比利时留学，从事职业绘画十年，两次获得“优秀美术金质奖章”，和毕加索等名画家一起参加比京阿特利亚蒙展览会。回国隐居故乡鄞县（现鄞州区）沙村养病三十多年。１９８３年底，在儿子沙天行的安排下，他住到了东钱湖畔韩岭村学生余毅家中。在病中，他从未放下画笔，衰年变法，艺术又跃上一个新的高峰。１９９７年２月，因患脑中风，其子沙天行将他接回上海治疗。

　　２００１年“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和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沙耆的作品再一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就像美玉被拂去了尘土，发出璀璨的光芒，它让世人惊叹。

　　２００５年，沙耆带着一生的纠结和乡愁离开了这个世界。

　　２０１４年，浙江省博物馆组织举办“沙耆与２０世纪早期中国油画艺术”学术研讨，来自中国及比利时美术界的４０余位学者、艺术家出席了研讨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沙耆的价值，他的作品更是大热，连他在报纸上随手涂鸦的作品也被高价收藏，许多作品流入中国台湾。

　　“沙耆留下了一座‘富矿’，等待后人去发掘。沙耆真正的研究还刚刚开始。”沙天行说。对沙耆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在沙耆的故乡宁波，不少文学艺术界、收藏界的朋友关注着沙耆。有的，甚至长达二十年，寻踪履痕，因为那份相逢、相知的喜悦。

　　■ 史美章：一丝长系故人情

　　史美章被认为是宁波乃至浙江省内拥有沙耆资料最多的人。他和沙耆是忘年之交。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期，他就听说了沙耆，知道他曾是徐悲鸿早年最得意的弟子，与世界油画大师毕加索同台举办画展，后因精神疾病回国隐居，在沙村养病，到处走，到处画。史美章萌发了想结识他的愿望。

　　他跟沙耆确实有缘。１９８５年，鄞县籍国画家屠古虹来故乡举办画展。屠古虹计划到东钱湖写生，刚好由史美章作陪。无意间屠古虹说起他的同学沙耆，知道沙耆在韩岭后，非常兴奋，立即取消写生，去拜访沙耆。在余毅家客厅，两位阔别了半个世纪之久的老人紧紧拥抱。史美章就这样第一次见到了沙耆。老人慈祥、亲切，他与屠古虹提及老师徐悲鸿时的那种深情，让史美章深为感动。

　　１９８８年１月，史美章从莫枝信用社调到韩岭信用社任主任。他和余毅的父亲余仁良（当时是韩岭居委会主任）开会经常碰到，很快就熟悉了。而且信用社离余家很近，史美章平时住单位，每星期都有一两个晚上去看望沙耆。他们成了忘年之交，无所不谈。后来，他一进门，沙耆就能听出他的脚步声。有时史美章出差，好些日子没去，沙耆就会非常记挂，见面则爆粗口笑骂（其实他对最亲密的朋友才这样）。这样相处了四年多。后来，史美章调到另一个信用社工作，还是常到韩岭去看望沙耆。

　　史美章对沙耆，那是敬仰中有怜惜。画家有天纵之才，但命运坎坷。晚年的沙耆一直思念着亲人，也思念着前妻。他不认识人民币，不会用火柴、打火机，吃饭需要有人盛好放在他眼前，吸烟需要有人给他点上。唯画起画来心无旁骛，钱湖风光、猛虎、奔马、裸女、花鸟……一挥而就。他自信自己的画价值不菲。可当时，他的画连两百元一张都卖不出去。只有画家金林观，他崇尚沙耆的艺术，曾拿出几千元钱买下他的一些画。

　　史美章说自己不懂画，从来不向沙耆索画。甚至，有几次沙耆和余仁良主动将画送给他，他觉得自己欣赏不了的，婉言谢绝。他和沙耆的关系，纯粹是友情和日久形成的亲人般的感情。他经常给画家买水果，送营养品。后来，因身体原因，沙耆很少外出，史美章就抽空到东钱湖各景点拍风景照供沙耆观赏。沙耆会挑选几幅照片进行创作。有一次史美章拍了一张钱湖晚霞的照片，沙耆看了又看，随即拿来画布，开始创作。经过画家的酝酿和艺术的渲染，但见霞光万道，微风中湖面泛着粼粼金光，岸边逆光下的亭子更显得轮廓分明，动和静，明与暗达到了和谐统一。史美章爱不释手，沙耆就把画送给了他。

　　还有一次，余仁良把沙耆刚画好的《雕塑‘春’的变体》油画送给史美章。“我看画面的人物，人不像人，鬼不像鬼，没有收下。”史美章说。其实，这正是沙耆的“衰年变法”，画风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为一体，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此画后来作了２００１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挂历的封面，彼时，史美章才意识到，那是一幅传世绝作。“我跟这画没缘分。”史美章淡淡地说。沙耆在上海住院期间，史美章常去看望。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史美章开始收集资料，想写写关于老友的回忆文章。 

　　史美章喜欢收藏。在他家里，最多的是沙耆的资料，分门别类，有好几大本。史美章虽说和沙耆情谊深厚，但对沙耆的艺术却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他为老友感到自豪，为曾经对其艺术的不了解感到遗憾，也为上苍给予他和天才画家的缘分感恩，他放弃了其他的收藏爱好，专心致志做沙耆的资料整理。

　　在韩岭，史美章常与沙耆促膝而谈，虽说画家说着说着就犯迷糊，但从中还是能够了解到他在比利时的大量的信息。沙耆的１１幅东钱湖风景油画，是照着史美章的照片创作的。沙耆的许多次画展，史美章都参加了。每次的邀请函、说明书他都珍藏着。他有沙耆在大陆和台湾出版的１０本画册。他自己写过的关于沙耆的文章和通讯就有三四十篇。当地政府举办的一些和沙耆有关的活动，他更是积极参加。著名越剧演员赵志刚到宁波排演以沙耆为原型的越剧《藜斋残梦》时，他提供了大量的资料，而且往剧团跑了十多次。他知道此剧搬上舞台的因果始末，而且保存着每次排练、演出的照片和门票。剧本数易其稿，他也收藏了好几稿。他和沙天行一直保持着联系。一句话，他拥有的一手资料，得天独厚。

　　２００６年，史美章被查出患了肺癌，动了一个大手术。身体恢复后，他还是想着为老友做些事。前几年，他开始做一张“沙耆东钱湖风景作品分布图”，力求将沙耆笔下东钱湖画景的原型找到。沙耆曾在东钱湖写生，留下了大量的画作，光韩岭就有一百多张。他一个点一个点地去勘探、核实、拍摄。有些地方经过画家的再创作，只是神似了。每幅图他都和照片对照，并附上说明文字。这张“地图”他已经八易其稿，现还在修改中。后来，他想着编一本关于沙耆资料的综合文献。这文献，包括文字篇、资料篇、作品篇。在文字篇中，他把自己的纪念文章和记者的采访文章有选择地录入（现手头的剪报就有几百张）；资料篇中，有沙耆历次画展的内容、地点和邀请函，还有出版的画册、重要文献和一些书画名家对沙耆的题写；作品篇最为耗时，它包括１０多项内容。沙耆的画作，有油画、国画、水彩画，还有画在报纸上的画，内容有风景、人物肖像、裸女、花鸟、动物等，他都分门归类整理。这一辑中，还有沙耆罕见的书法作品、印章和历次沙耆画作拍卖的图录。“现在市场上假画太多了。我虽然不内行，但沙老师的画，看签名、色彩、笔触，然后根据年代去核对，大多数仍能分辨出来。”他说。他收录的照片有六千多张，有沙耆本人的留影，有他和沙耆的合影，还有别人和沙耆的合影及沙耆相关活动的照片，更多的是沙耆作品的照片。最近，他又根据日记本整理了二十五条备忘录，记录他和沙耆交往中的人和事。还有二十多条纪事，记载他参与的和沙耆有关的活动，如故居的修缮、《藜斋残梦》的编排、沙耆纪念网站的开通、沙耆专题片的拍摄等。这几年，他不知接待了多少记者、画家和作家，还亲自陪他们到沙耆故居以及沙耆写生过的地方。做这些事情，他从不拿一分劳务费，心甘情愿地花费大量的精力、物力。无形中，有一股力量支撑着他。前段时间，杭州市作协副主席赵福莲还来采访他，以他和沙耆的友情，写成了２５０００字的《史美章：一生朋友，二世知音》。

　　整理资料，对于不会电脑，也不会用手机微信的他来说，实属不易。有时候，仅仅为了１张照片，他得打１０多个电话，跑上好几趟。“一丝长系故人情”，有生之年，他要把故人的传奇，完整地、鲜活地呈现给世人。

　　■ 应坚：寻踪履痕二十载

　　应坚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沙耆时的情景。１９９５年初春，他和鄞县电视台的几位同事跟随县领导去看望沙耆，地点是在韩岭村沙耆学生余毅的家里。天气还有些冷，沙耆穿着棉衣，戴着一顶鸭舌帽，围着一条围巾，坐在天井庭院里作画。他看上去很憨厚，不知是耳朵不好还是别的原因，当时没有站起来跟任何人说话，只是微笑，然后用一支看上去很粗糙的画笔在点彩作画。他的面前有一个竖起来的木架子，上面搁着画板，旁边是各色油画颜料和一个大瓷盘。他画的是一幅风景画，小山上的一片绿树林，他直接用笔蘸着原色的油彩在画布上涂抹。他的身体当时还很硬朗，个子不高却很魁梧，一道浓眉之下是一个端正的国字脸。他除了笑以外，不与人搭腔，待人接物似乎有点问题，但总体状况还不错。

　　１９９６年夏天，时任鄞县文联秘书长的徐秉令找到应坚，说想让他去一趟杭州，拍摄沙耆藏在省博物馆的早期油画。应坚非常兴奋，和同事沙勇做了精心的准备，提着沉重的摄像机箱子，带好灯光、三脚架、充电器等设备，跟着徐秉令去了杭州。同行的还有史美章。

　　沙耆的油画一共有三四十幅，笔触精到，色彩强烈，全部都是一人高的大画框。“我一米八三的大个子，画框立起来比我人还高。我们拍得非常细致，每幅画都拍了。那些油画因为年代已久，很多幅油彩剥落了，缺损的边缘在画布上翘了起来。记得有不少西洋女人的裸体画，还有人物肖像，一些以中国乡村风景为背景的油画，比如一个老奶奶坐在幽暗的背景下手摇纺车的情景，也有一些花瓶鲜花水果的静物画。”应坚说。那些画框很沉，他们一边拍一边不断地移动摆放，三四十幅油画拍了整整两个小时。要知道这些油画可是上世纪４０年代沙耆漂洋过海，从战时的欧洲通过远洋油轮运回国的。博物馆同志说，当年这批油画先是存放在沙孟海家里，“文革”开始时沙孟海先生担心放在他家里会遭遇意外，主动提出将油画全部捐赠给省博物馆。事后证明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举动，因为后来“文革”中沙孟海家中遭到数次查抄，许多珍贵文物被付之一炬。

　　从杭州回来之后，由于手头掌握了沙耆的第一手油画视频资料，同时还采访了几位权威油画家，应坚感觉自己有了创作的底气。从此，他逐渐将沙耆和与沙耆相关的新闻采访当成了自己的创作主项之一，不断地积累素材。凡是与沙耆相关的事情总是千方百计前往，采访面不断拓展，触角不断延伸。他曾数次参加沙氏家族亲友的聚会。中国美院教授来沙耆故居采风，奉化溪口油画家笔会，许多纪念沙耆的活动他都在场。他还采访了沙天行、史美章、沙孟海亲属、余毅父子以及了解沙耆的很多亲友、村民。

　　晚年，病中的沙耆，完全脱离了外面的世界，无一丝功利之心，完全摆脱了先前作画理念的桎梏，灵思如天马行空，色彩绚烂而有喷薄的力度。因为感动，应坚足足跟踪了二十年，沙耆在上海住院时，他前前后后去了三次。甚至在大师卧病在床或去世之后，他还陆续采访一些知情人。

　　应坚说，他印象最深的去采访徐悲鸿的妻子廖静文。大多数时候，廖静文的神情是忧郁的。但是，一说到沙耆，她昔日妙龄少女的神情又回来了。“悲鸿跟我讲过，沙耆是非常聪明的，很有才华的。在学习期间，他就发现了他的才华，并且引导他走向那条道路，创造他自己的风格。所以沙耆他能把细腻的、琐碎的东西画得体积感强，大块的面积来塑造体积，显得很浑厚，很耐看，很能表现本质的东西。”在采访沙耆西湖艺专同学徐甫堡时，徐讲了一个细节。上世纪２０年代几位同学一起去北高峰玩，沙耆跑到山上，兴奋起来，唱国际歌，嗓子非常好。这说明，沙耆早年是很进步的。２０１４年，应坚又特意去台湾，了解一些研究者所评论的沙耆作品的价值。

　　二十年，应坚执着于沙耆专题片的积累和拍摄。在宁波美术馆《独行心画间》百年沙耆画展上，循环放映的就是应坚制作的文化专题片《百年沙耆》。

　　沙耆没有被遗忘。“有‘中国梵高’之称的宁波籍伟大油画家沙耆，其天才与疯子的争论一直未断，而在我心目中，他是一座伟岸、神秘的高山，是我们宁波人的骄傲！其艺术价值和精神境界远未被挖掘出来。”同泰嘉陵的董事长沙力说。赵安中纪念馆、赵亨衍纪念馆、抗战老兵纪念园、沙耆纪念馆……沙力“如拾掇珍珠一样，把宁波的名人资源串联起来”，他公益地做着这些事情。沙耆纪念馆预计今年年底开馆，用资料图片和美术名家对沙耆的回忆和评论将沙耆的一生展示给家乡人看。

　　今年９月，沙天行特地从上海赶来，和沙力一起商量沙耆纪念馆开馆的有关事宜。

　　沙耆在比利时的十年始终是一个盲点，沙耆在“文革”期间的一手资料缺乏。退休后，沙天行一直在寻找父亲生命的履痕。他曾把父亲流散在民间的笔记、书信和画高价买回来，也曾去比利时拜访知情人。为了纪念馆和沙耆的研究，他尽可能提供一手资料。

　　一位热血澎湃的进步青年，一位绘画天才，一位优秀的留学生，一位精神疾病缠身的画家……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他去国还乡，漂泊跌宕，又受病痛折磨，但是，苦难成全了他的艺术，遗忘保留了他最纯真的初心。他一心沉浸在绘画世界中，从而，有了那些世界级的杰作。

　　“在经历人生冷暖，世事沧桑之后，他安静地长眠地下。也许，空中的风和身体下的泥土会告诉他：他将永远被历史记住，被后人仰止。”《百年沙耆》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