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歌剧《红帮裁缝》巡演剧照 (资料图)

资料图

　　冯盈之 

　　编者按

　　今年是“红帮”裁缝进京６０周年。１９５６年，为构建新中国服饰形象，提升首都服务性行业的整体水平，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市与上海市协商，邀请上海的“红帮”名师名店进京。在充分准备之后，前后不到一个月时间里，先后两批，共２１家“红帮”服装店、２０８名职工迁京。此后，这２１家名店重组成７家地方国营服装店。１９５６年秋天，１２名“红帮”名师进“中南海”，开始了独特的制作服装工作。１９５８年７家服装店重新组合为“友谊”“友联”两大家，其后又组建成为“北京市红都服装公司”，１９９３年更名为“红都时装集团公司”。“红帮”继续发扬创业、创新传统，为提升我国服装业水平，做出了卓越贡献。本文回顾总结“红帮”的发展轨迹，探寻揭示其兴盛之道。

　　从１９世纪中后期孕育，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助推宁波服装腾飞，“红帮”裁缝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由一群“拎包裁缝”，发展成为中国服装文化史上有特殊贡献的行业群体。考察“红帮”百年发展史，可以发现，“红帮”的发展壮大，正是“红帮”从谋生、创业进而不断增强文化自觉、不断成长的过程，是“红帮”对先进服饰文化的强烈向往和不懈追求的过程。“红帮”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一次次自我的思想观念转换，素质得到提高，自身得以壮大。由此，“红帮”成为近代服装革新主力军，并揭开了中国服装业现代化的新篇章。文化自觉是“红帮”兴盛之道，这种文化自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善于学习吸收，锻造发展引擎

　　“红帮”的文化自觉，更多体现在对自身文化品位、文化价值追求的实践之中，“红帮”注重学习，提升自身素养，提高发展内力与动力。

　　１、学习吸收先进服饰文化，推进服装改革。清末民初，在“西服东渐”的风气中，“红帮”率先学习西服制作技术，纷纷东渡日本学艺，顾天云、江良通、王才运等红帮先辈无不如此。以顾天云为代表的先辈明确认识到传统的“峨冠博带，巨袖长袍，已不适于现代之潮流，日趋于淘汰之列”，而“西服既便于操作，又足观瞻”。在事业繁荣期，“红帮”也没有懈怠。为适应国际上西服款式的变化，荣昌祥的创办人王才运博采众长，不惜花费外汇长期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荣昌祥”的西服式样不断更新换代。另外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拔萃的华工裁缝，进工场做生产指导。在引进西服制作技术的同时，“红帮”针对中国人的形体特征对西服工艺进行改良，融入本土化特征，使之中国化，比如针对中国人肩稍薄的特点，肩部翘势处理成相对较小等。在此基础上，结合中西服饰文化，创制了中国民族服装———中山装。

　　２、学习文化知识，提高文化素养。“红帮”发展早期，西服店的顾客多数都是外国人或与外国人频繁接触的人物，“红帮”知道要成为一名出色的西服裁缝，必须得学会外语。“红帮”一代宗师顾天云曾说，“吾业与外人之接触甚多……故外国语之学习，为吾业必需之技能，与缝纫而并重焉。”顾天云白天在店里练习西服工艺，晚上挤时间去夜校学英文，不仅很快掌握了英文，还学会了日语。为强调西服业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也为后学方便，他还在服装专著《西服裁剪指南》结尾部分，特地安排了《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

　　３、刻苦研习基本功，提高技术素养。以技艺求生存，是“红帮”成功的秘诀之一。“红帮”第六代传人江继明，１３岁到“培罗蒙”西服店里当小学徒，非常珍惜学习机会。有一年大年三十晚，其他师兄弟都回家过年了，他则独自留在车间里，将袖子拆了又装，装了又拆，反复七八次，直将袖子缝制得圆顺挺括才罢休。

　　“红帮”的一身好本领都是这样在辛勤与汗水中锤炼出来的，由此练就了诸如“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等绝技，用精湛的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制作了一件件精美的作品。

　　二、注重服装科研，积蓄发展后劲

　　一个服装行业帮口的兴盛，其背后必然伴随着服装文化的兴盛。“红帮”注意积累实践经验并转化为理论。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一代宗师顾天云写出《西服裁剪指南》之后，“红帮”对服装科技和服装文化的研究，形成优良传统，参与人数多、时间久、成果多，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是其他行业帮口无法企及的。在不同时期，“红帮”的科研活动均出现了一些代表性人物与标志性成果，择要例举如下：

　　１、顾天云与《西服裁剪指南》。１９３３年写成的《西服裁剪指南》是顾天云多年西服缝制生涯和在日本、欧洲考察体会的总结，正如他在序中所说“书中记述，全本予平生之经验”，也是他培养后辈，发展实业，振兴民族经济的希望。该著作共分１１章。前８章分门别类地介绍各式西服的裁剪工艺。第九章为《修正法》，在第十章《欧美服装法》中，对西服在夜间宴会、观剧、舞会、结婚、晚餐、访问等场合中的穿着，作了详细的介绍。最后一章是《西服商初级英语会话》，此章分“单语类、饭店用语、船上用语、女成衣部、男成衣部和访问用语”等６方面进行讲解，帮助读者掌握常用的英语会话。《西服裁剪指南》是国人的第一部西服专著，它让“红帮”技艺从经验上升到理论，它的诞生成为我国西服业发展中的里程碑。

　　２、戴永甫与《服装裁剪新法———Ｄ式裁剪》。戴永甫最重要的成就是Ｄ式裁剪法的研究与推广，这项具有开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为他带来很大荣誉，也奠定了他在我国服装裁剪技术发展历程中的重要地位。１９８２年《服装裁剪新法———Ｄ式裁剪》一书问世，“提供了国际上从未有过的服装结构的准确函数关系”，成为当代“唯一有理论依据的科学裁剪方法”。开创了服装裁剪技术领域袖系理论先河。８个月内即重印了４次，印数达３０万册，１９８７年获全国优秀畅销书奖，１９９１年获得“全国最佳服装图书奖”，发行量已达１００百余万册。

　　３、包昌法与多种服装科普著作。包昌法为服装科研５０年如一日，硕果累累。这位自称“服装文化探索迷”的“红帮”裁缝，从１９４７年当学徒开始迷上了服装这一行。１９５２年他编写出一本《缝纫机学习讲话》。这是一本极为适时、适用的书，此后１２年间，被多家出版社增订再版了４次。１９８０年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服装省料法》一书，发行了１００多万册，次年，出版了《巧用边角衣料》一书。以后陆续出版了《时装缝纫要领》、《服装知识漫谈》、《穿着艺术》以及童装、新婚礼服等图书近２０种。这些图书都是和时代紧密适应，并且非常贴近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需求，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三、重视服装教育，确保发展根基

　　“红帮”心怀服装事业发展的大局，认识到人才是事业成功的根本，而教育是孕育人才的保证，重视服装职业教育，重视服装人才的培养。“红帮”服装职业教育大致可以分为３个阶段：一是裁剪训练班；二是裁剪学院；三是西服工艺职业学校。

　　１、开设裁剪训练班。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至迟在１９３６年，“红帮”发起开设裁剪训练班。培罗蒙创始人之一戴祖贻回忆，１９３６年他曾在上海西服业同业公会开办的裁剪训练班（裁剪学院前身）学习，那时训练班设在南京路泰康饼干公司楼上，他是第二期学员。

　　２、创办上海裁剪学院。上海裁剪学院是属于社会力量办学的非官方开办的正规学校，院址设在四川路青年会少年堂。１９４０年，就读学生３０人，实际毕业２０人；１９４１年就读和毕业学生４３人；１９４２年２月至９月，裁剪班学业２３人，日语班学生１８人；１９４３年至１９４４年从五六十人增至８０余人。

　　３、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１９４７年创办第一所西服工艺学校，是“红帮”裁缝以历史为己任，不满足现状，勇于探索的又一重大创举。这所学校不仅是上海第一所西服职业学校，也是我国创办的第一所服装职业技校。该校由王宏卿会同顾天云等３４位“红帮”名店经理共同发起，据统计，共有２５０多家店号捐款，筹募法币４５．７４亿元，金圆券１５５０多元。学校于１９４７年筹建，１９４８年秋就招生开学。学生由同业公会内会员企业保送，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学校“以提倡职业教育、培养西服工艺为主旨”，“以达成在国内技师中为优秀人才，推其艺术，以向国外争市场，发扬吾国艺术之光”。西服业工艺职业学校培养的人才，为中国服装业的变革和发展培养了第一批开拓者，其后，全国大部分大城市和中等城市的现代服装企业的开创者、高级技术人才，都是该校的学生或再传弟子。

　　四、遵循商业文化，打造制胜法宝

　　在百年商业实践中，“红帮”不但取得了服装设计制作实践和理论的多项实绩，而且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商业文化，如爱国守法、诚实守信、顺时而为、外向发展等商业道德观念和商业策略思想，其中三个方面堪称“红帮”的制胜法宝。

　　１、坚守诚信文化。诚信为商业文化之根。诚信重诺是“红帮”的从业价值观，具体体现在“加工足料，工序到位，精工细作，永不走样”等方面。“红帮”越是生意兴隆之时，越是重质量、精益求精，宁可拒绝十次，绝不失言一次，宁可赔本道歉，绝不让一件次等商品出门。当代“红帮”企业培罗成集团提出了“襟怀坦白，一诺千金”的企业理念，全面贯彻诚信原则。

　　２、打造品牌文化。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红帮”把产品质量作为企业之本，凭借一流的技术力量、高质量的原辅料和上乘的服务，赢得了名声，产生了品牌效应。上世纪３０年代，上海西服业有“四大名旦”和“四小名旦”的称号，红帮名店“培罗蒙”更是佼佼者，上海滩曾盛传“西装要穿培罗蒙、大衣要买王兴赐”之说。这些名店的出现，带动了“红帮”整体的发展，随之形成品牌集群效应。据当时出版的一本《甬光》初集记载，三十年代，“红帮”在上海开设的洋服店多达９０家。这些企业大部分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店，对南京路上的繁荣，中国西服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饮誉近百年的“红帮”如今正在家乡重展昔日雄姿。奉化、鄞州列入我国服装之乡，１９９７年１０月，宁波首届国际服装节亮丽登场，至今，盛开十六个年头。宁波服装业目前拥有２０个中国名牌、２５个中国驰名商标，已形成以西服、衬衫为龙头的庞大服装产业集群，成为中国服装最大的制造基地和出口城市。宁波装成了宁波“四张名片”之一。

　　３、重视商号效应。“红帮”名店的商号命名除了企福迎祥，发财致富等传统文化心态的反映，同时还折射出“红帮”较为先进的营销理念、价值取向与老红帮所处的时代信息。１８９６年，江良通兄弟俩在北四川路（１９４６年更名为四川北路）８号开设西服店，取名“和昌号”，为上海早期西服店之一。“和”有“祥和，和乐”之意，“昌”有“兴盛，繁荣”之意，先“和”后“昌”，反映出江良通创业理念中“以和为本、和气生财”的意识，有“和”才能业“昌”。培罗蒙由许达昌创办，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之间，搬迁至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７３５号，由“许达昌西服店”改店号为“培罗蒙”。“培罗蒙”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店名之名，蕴含西洋色彩，吻合风气渐开改弦易辙的时势，这是需要眼光的。

　　（作者为浙江纺织服装学院红帮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