秉 正

　　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关于“主义”的提法有不少。昨天，时评版发表《“十三个主义”和“一个主义”》一文，着重论述好人主义、形式主义和尾巴主义的表现形式和危害。我读后，深以为然，也想就“好人主义”谈谈看法。

　　“好人主义”，本质是一种讲私情而不讲党性、讲关系而不讲原则的庸俗作风。《准则》中原话是这样讲的：“坚决反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的庸俗哲学和好人主义”。我的理解，这段话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表明态度———必须“坚决反对”；二是讲了“好人主义”的主要表现———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如《准则》所描述的，现实中把组织原则扔一边，痴迷于“好人主义”的官员还真不少。比较典型的像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在担任衡阳市委书记时，曾接到多名人大代表候选人反映贿选的举报。对此，童名谦只是象征性地重申了换届纪律，未对违纪违法行为“亮剑”，致使送钱拉票之风愈演愈烈，导致局面完全失控，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和影响。

　　常言道，好人未必是好官，但好官必定是好人。因为披着好人的“外衣”，“好人主义”貌似对人交好、示好、友好，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其实是掉入了一种误区。我们常听有些落马官员忏悔：如果当初出现问题和错误苗头时，身边的领导和同事能及时提个醒，来个当头棒喝，也不至于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的悔悟虽为时已晚，却也令人深思。苏荣、白恩培等落马高官，并非一开始就贪腐成性，他们的错误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好人主义”正是助长这些官员腐败行为的“帮凶”。党内政治生活的原则性、战斗性，对广大干部而言，绝对是好事。

　　有的党员干部奉行“好人主义”，实际上也是打着个人的“小算盘”。那么，这种明哲保身的处事哲学，是不是真的能给自身带来好处呢？短期看，有可能。因为谁也不得罪，凡事哼哼哈哈，确实能积累一些“人缘”，拉来一些选票。但必须明白，那些一事当前先为自己打算，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的“好好先生”，最终是被多数人所不耻的。想要以此立德树威，更是办不到。所谓日久见人心，“好人缘”并非放弃党性原则就能换到。长远看，这样的干部，终会误人误己。恰如童名谦，搞“好人主义”一时得了利，但后来即便升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仍躲不过责任追究，不仅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还沦为“阶下囚”。

　　“好人主义”，对党的事业的危害也不可低估。十八大以来，有些地方出现了“塌方式”腐败，一个班子里有不少领导干部集体“沦陷”；还有的地方，全面从严治党不力，党的领导弱化、组织建设缺失、作风纪律松弛，问题根源何在？其实，都能找到党员干部明哲保身、你好我好等“好人主义”的影子。

　　党的十二大前夕，针对党内存在的怕矛盾、怕斗争、怕得罪人等现象，陈云同志敏锐地指出：“目前在我们的党风中，以至在整个社会风气中，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是非不分。有些同志在是非面前不敢坚持原则，和稀泥，做老好人，而坚持原则的人受孤立。”他认为，“应该把它提到全党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高度。提倡是就是是、非就是非的精神。只有党内首先形成是非分明的风气，党的团结才有基础，党才有战斗力，才会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３０多年之后回头看，陈云同志的这段话，依然很有现实意义。

　　面对新时期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征程，我们必须在党内坚决摒弃“好人主义”。否则，若干准则在执行中就会变形、走样，从严治党也就无从谈起。一方面，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党委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表率，带头发扬民主，带头接受监督和批评，以闻过则喜、从善如流的胸怀，鼓励和带动广大党员干部讲真话，营造开展积极健康思想斗争的良好环境和氛围；同时，要进一步确立干部选拔任用的导向，更加注重干部考察的全面性，不简单以票取人，注意发现和保护那些德才兼备、作风扎实、敢抓敢管的干部。在党内，绝不能让那些敢于坚持原则、踏实工作的人吃亏，也绝不能让那些“老好人”占便宜、得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