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文书如何说理》 　　王利明 孙华璞 马来客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裁判文书作为司法活动的最终产品，是司法公开的主要内容，也是彰显司法公正的重要载体。在当前的司法环境之下，裁判文书的质量优劣更是关系着司法公信力能否重建。本书作者王利明是新中国第一位民法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全书以裁判文书说理为视角，论证了提高裁判文书说理性对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公信的重要意义。

《转型中国的社会学透视》 　　蔡禾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11 　　作者为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书收录了作者近４０年来的研究成果，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治理、国有企业的权威问题、制度变迁下的社区权力与秩序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

《百年经济史笔记》 　　苏小和 著 　　东方出版社 2016.6 　　本书采用经济史与企业史交叉进行的方式，全面解读中国企业百年间的生存、发展、困局与解决之道。通过海量经济数据资料，量化不同时期政策、环境对中国经济和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同时，通过时间纵向与空间横向穿插比较，立体展现中国社会风貌。 　　（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

　　王利明           

　　２０１３年，我与时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孙华璞院长、时任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马来客院长，共同牵头承担了最高人民法院年度司法调研重大课题《关于深入推进司法公开、促进司法公正、公信问题的调研———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公正和公信》。课题组成员通力合作，围绕“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公正和公信”这一中心议题，展开了系统的实践调研和理论分析，并完成了《裁判文书如何说理》一书。

　　该书首先对裁判文书说理的概念与功能进行了系统论述，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域外经验、历史经验和现实状况进行了全面分析，然后以大量真实的案例和文书，系统说明了优秀裁判文书的说理结构和内容。该书结合审判实践经验，就我国当前司法审判在诉讼程序、证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解释与适用等各个领域的说理现状和改进方案作了详细阐述。该书还就制约法官判决说理的知识和体制障碍作了系统梳理，并提出了应对这些障碍的方案，包括实行判决文书个人签名制等实验性和创造性方案。最后，本课题组根据实践调研和理论研究编纂了《关于加强裁判文书说理提高司法公信力的若干意见（建议稿）》，以供改革决策参考。

　　自古以来，中国人遇事都强调要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要有一个正当的解释理由。在现代法治社会的组织和生活方式中，司法裁判无疑是社会大众寻求公平正义的核心渠道。裁判文书说理是判决结论合法化、正当化的重要载体，更是法律公平正义价值的具体体现。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司法的固有特性决定了法院应该是最讲逻辑、最讲道理的地方。人民群众之所以将纠纷提交到法院，正是为了寻找说理的地方，求得一个有理的解决方案。如果判决文书不讲道理，就意味着司法不讲道理，老百姓也就没有其他的地方可以说理了。这也正如法谚所云：正义是从裁判中发声的。司法的正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正是通过每一份判决书中的理由所彰显出来的。可以说，判决的说理性越强，其公正性越强，也就越容易被当事人所接受，从而发挥其案结事了和秩序塑造的作用。在实践中，一些判决虽然在结果上对各方当事人作出了公平合理的处理，但因为欠缺说理，导致一方或双方都不相信该判决是公正的，甚至出现无休止的缠讼、上访，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也从整体上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其实，我国自古就有讲求判决说理的传统。古代裁判官并非不少人想象的那样专断专横，相反，自西周开始，历朝历代都不乏充分说理的判词。例如，早在西周晚期就出现了关于刑事案件的完整判词，较为详细地阐述了对犯罪事实的认定、定罪量刑的理由以及对判决执行的要求。从秦朝的比附援引、依律定罪到西汉时期的春秋决狱，从唐宋时期以事实为依据、援引律例制作判词，到清代判词中开始出现专门说理的段落，再到民国时期将判词分为主文、事实、理由三部分，许多朝代的判词都十分注重天理、国法和人情的结合，判词中经常引文用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有的判词十分讲究推理，注重逻辑，甚至十分注重判词说理的文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度重视司法判决的说理工作。最高人民法院第三任院长谢觉哉就曾强调：“法院是评论道理的地方，犯罪分子怕他，因为他讲道理，没理的逃不过去……人民爱护法院，首先在于法院深通道理探明法律，站得住脚。”

　　“以判决说理促司法公开、公正和公信”是一项系统的司法改革工程，需要审判实践部门和法律学术界的共同努力与协作。希望本书能够为我国司法改革和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本文为著者王利明所写，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