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须虫

　　近日，江苏省张家港市强制各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献血，给每个单位摊派了“献血指标”，指标完成情况纳入年度文明单位考核。身为献血志愿者的沈一石认为，献血一事应当鼓励，不该强制，“一强制，很多事情便变了味道。”（１２月２８日澎湃新闻网）

　　给机关企事业单位下达“献血指标”，并不止于一地一域，有一定的普遍性。这么做，保证了献血的人次与血量，但因为利用了行政层级的隶属关系，其实是无形的强制。如果像张家港一样，献血指标完成情况纳入文明单位考核，成为工作的一项内容，强制的意味就更明显了。

　　按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的人口献血率只有在１％－３％的水平，才可以基本满足本国临床用血需求。国家卫计委２０１５年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仅有０．９５％的人参加无偿献血。各地纳入“献血指标”组织献血群体的献血率要远高于国内的平均水平，比例在３％左右。两相对比就会发现，行政管控干预的作用显而易见，而这恰恰说明公益献血的引导与激励乏力。在社会总构成中，机关企事业单位职工毕竟是“小众”，如果迷恋“献血指标”，并不能让公益献血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时常不期而至的“血荒”就是明证。

　　“小政府、大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如果仅仅依靠行政管控的手段来调动社会力量、调节社会关系，会显得力不从心，甚至可能出现管理方式的越权与越位。就像强制各企事业单位人员献血，就侵犯了个人的基本权利，很容易事与愿违。公益献血不是政府的公益事业，而是政府引导下全社会的公益事业。“血荒”问题时常出现，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公益献血没有真正转变成社会公益，社会成员缺少对公益献血机制的参与权和监督权，权利的失位与献血率偏低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事实上，社会成员从来不缺少投身公益的热情，无论是从突发事件时到医院排队献血的长队，还是网络直捐的火热，均可见一斑。近年来，许多地方各种民间公益、环保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也证明了社会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与活力。基于此，笔者认为，政府应当适应“小政府、大社会”的时代要求，转变社会治理理念和方式，逐步摈弃“指标”思维，转向保障和激活社会成员参与。这样，应该更有利于提升献血率，并形成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