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 彪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７日，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下发文件，对红白事标准进行了明确要求，要求彩礼总数控制在６万元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文件出台后，引发了网友热烈讨论（１月４日《河南商报》）。

　　“脱贫不易，小康更难；喜结良缘，毁于一旦。”高额彩礼已成众多农村家庭不堪之重，不仅造成当事家庭债台高筑、因婚致贫，还催生农村斗富比阔的攀比之风，与崇尚节俭文明的社会新风背道而驰。

　　因此，地方政府出台具体“指导标准”，初衷无疑是好的。然而，政府发行政命令，要求彩礼控制在６万元以内，喜宴酒席控制在１０桌以内，车辆总数控制在６辆以内，不执行要被惩戒……这看上去如同行政审批。虽然“只是指导性的东西，并没有强制性”，而且“很多人颇为拥护”，但仍难以逃脱“管得太宽”的议论。

　　遏制高额彩礼之风，政府责无旁贷。不过，出台具体“指导标准”值得商榷。一则，政府能不能用行政命令和公共资源管控民间习俗？众所周知，结婚彩礼是我国古代相沿至今的一种民间习俗，是男方和女方缔结婚姻的一种约定，应该属于私事。而对于普通民众私域的干预，政府公权力应慎之又慎。虽说文件只是“指导”，并无“强制”，但毕竟缺乏法律依据。如此行政干预效果恐难尽如人意，甚至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再者，对于农村高额彩礼陋习，除了行政干预，有没有更好对策？在这方面，不少地方探索了一些做法。比如，要求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上带好头，自觉抵制高额彩礼，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用实际行动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带动“民风”转变；引导村民成立自治组织，细化完善“村规民约”，让村民自我约束、自我管理，逐渐摈弃旧风俗、树立新风尚……

　　事实上，移风易俗有一个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过程，一味地“禁”和“罚”，反而可能适得其反。